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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31 中國時報

張企群/台北報導

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十一月登場,北市府已展開整頓市容觀瞻的「嚴打」行動,市府攤販遊民工作處理小組指示警方對萬華地區的遊民下達「驅逐令」,全力驅離龍山寺周邊及艋舺公園的遊民。由於驅逐行動於法無據,欠缺強制力,又未規畫妥適的安置收容場所,引發遊民不滿。

遊民與警方大玩捉迷藏,走了又來,還反嗆警方:「我們的本錢就是時間多,誰怕誰!」

花卉博覽會預估將吸引數百萬名海外人士來台,勢必掀起一股觀光潮,為避免外籍人士參旅期間,對台北市留下負面觀感,貽笑國際,市府從年初就針對流動攤販展開第一波嚴打行動;七月初,嚴打行動掃向萬華地區,衝著站壁流鶯和阿公店的拉客女子而來,雷厲執行下,流鶯和拉客女子都暫避風頭,昔日春色無邊的場景已不復見。

日前,市府攤販遊民工作處理小組指示警方展開遊民驅逐行動,對象鎖定萬華龍山寺周邊及艋舺公園聚集的遊民,要求警方務必讓遊民離開,不得讓遊民驚擾到遠從海外來的嬌客。

然而,由於驅逐令根本於法無據,警方只能勸離遊民,卻無從強迫他們離去,且片面要求驅離遊民,卻未規畫遊民安置或收容場所,只求「眼不見為淨」,治標不治本,導致遊民去又來,和警方大玩捉迷藏。

據了解,當地警方為達成驅離任務,連日來費煞苦心,日以繼夜投入大批警力,還特地情商慈善人士,暫停在艋舺公園發放遊民便當的善行;同時報請環保人員清運走遊民的家當,一些遊民擺放在公園的輪椅、睡覺用的紙板、碗盆、棉被、衣物等用品,都被環保依廢棄物清運掉,不少遊民在流浪後回到「家」時,看到自己的生活用品不翼而飛,還真是一陣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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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31 中國時報

張企群/台北報導、朱芳瑤/台北報導

「遊民也有人權,憑什麼趕我們?」北市府下達萬華遊民驅逐令,當地遊民忿忿不平,他們自認露宿街頭不偷不搶,政府不幫忙就算了,為何還要對他們趕盡殺絕?

台北市萬華區堪稱是遊民的大本營,估計長駐的遊民約兩百人,其中近半數以艋舺公園和龍山寺周邊為家,青年公園和萬華火車站也有不少遊民聚集;廢娼後破舊的廢棄公娼館,也常有遊民夜宿其間。萬華地區的遊民街友,大部分靠行乞、撿拾破爛和善心人士的施捨維生,數十年來在街頭上討生活,已成為當地生活文化的一環,堪稱萬華地區「特殊景觀」之一。

廿多年前經商失敗,流落萬華街頭變成遊民的小陳說,他們早已過慣了自由自在的生活,與家人親友老死不相往來,街頭就是他們的家,遊民就是家人,大家髒在一起、臭在一堆,交情比家人更像家人,又沒礙著別人,為什麼政府連他們僅有的一點自由都不肯給,「難道我們遊民就沒人權嗎?」

艋舺公園老遊民王伯幫腔表示,他們就是愛過無拘無束的生活,白天乞討、做回收,賺個幾十塊錢,雖然經常有一頓沒一頓,到了晚上,和幾個遊民好友聚在一起喝個小酒,就是他們最大的幸福,如果政府連這點幸福都要剝奪,也太沒人性了。

萬華里長李昭成指出,遊民一直是當地最難解的社會問題,他們遊蕩街頭或聚集公園、捷運站,席地吃睡和隨便大小便的習慣,不時惹來當地住戶和過往民眾嫌惡的眼光,且有礙市容觀瞻。

聽聞北市府要驅趕龍山寺附近的遊民,人安基金會萬華平安站站長陳俊谷十分驚訝,他說,憲法保障人民居住遷徙的自由,除非遊民有違法的舉動,否則市府強制驅趕,恐怕已侵犯人權。人安萬華平安站就在龍山寺附近,長期服務街友,人安基金會發言人郭慧明說,遊民已是弱勢族群,北市府應以柔性勸導,或是規畫更周延、溫和的方式安置街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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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月09日:少數美學—底層的珍珠

當代漂泊「居無定所」攝影展

作者:徐明瀚

一個現代城市的視野中,有兩種少數。一種是高層的視野,一種則是底層的視野。高層的視野是由摩天大樓層峰階級和登高望遠的觀光者所共享,法國理論家米歇爾˙德˙塞杜(Michel de Certeau)在其名著《日常生活的實踐》第七章的<漫步在城市中>(Walking in the city)文中說得很清楚,摩天大樓的眼光總是將都市那晦澀的流動性凝固在一個透明的文本裡。然而這樣居高臨下的眼光卻無助於體驗這座城市,無法被偵測到的步履行進路線,更無從看到該步履的修辭形式是蹣跚亦或疾行。塞杜認為,行走才是體驗城市的最基本形式。不過行走在今日動線分明的城市中,大部分的人還是在一個被打理好的表層中游走,甚難體察到更為底層之人在孤居陋巷中的真實樣態,底層是另一種文化理解上的少數。

 

Photograph by寄居蟹, ©當代漂泊

在台北流落街頭的人,並不把自己說成是「遊民」或「街友」,因為遊民總帶有好吃懶做的歧視性質,而街友彷彿這輩子終究離不開「陋街之友」的身分,這群自命為「艱苦人」的群體,白天辛勤打工,薪資被人力派遣公司重重剝削。他們有時當高樓大廈的外牆清潔工,有時當人型廣告看板,有時則派報販送刊物,成為一枚枚都市景觀下的無言客體。相較於摩天大樓(skyscraper)式領土征佔的視覺習性,「艱苦人」(Taipei hard walker/worker)的視角則根據他純屬於己的生活:所有行當就在身上,而腳下立足之地就是他們的領土。因此這種視角成為獨一無二、無法取代的視野,自從有了「當代漂泊攝影班」的創立,他們更才有機會拾起相機替自己表象,並在每每拍下一個鏡頭的霎那,以及舉辦攝影展的期間,他們成為都市中的一種有聲音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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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31台灣立報

記者呂苡榕專題報導

十年前,圓山捷運月台對面的樓房外牆上,貼著英文補習班的廣告,教學生如何十分鐘背完一百個單字之類的內容。那些樓房位於飛機航道下,一直都處於限建狀態,屋頂只比捷運月台高不了多少。捷運外側是台鐵的平房宿舍和簇擁著它們的老樹,也許空間層次多元,當時,這裡的流浪貓很多。

這陣子因為花卉博覽會,附近的平房都拆了,準備改建為客運轉運停車場,同時新增許多建商廣告,宣傳即將到來的文化氣息。工地用鐵皮圍起來,某一天回家出了捷運站,幾隻小貓蹲坐在鐵皮前發呆,伸手去摸,小貓一溜煙鑽進旁邊的小巷,沒了這些平房與休憩空間,小貓卻仍兀自在同一個地方逗留。

誰的城市競爭力?

近年來「城市競爭力」成為口號,許多城市,尤其是亞洲城市,一窩蜂地希望晉身國際大都會,為了在全球化下站穩一個位置,城市汰舊換新,企圖塑造一種「品牌」,在國際上被看見。為了提升競爭力而做的建設,卻將許多屬於城市的東西,以一種「眼不見為淨」的方式排拒出去。

台大外文系副教授黃宗慧指出,現代都市發展至今,強調諸如乾淨、一致和便利等功能,尤其是「便利消費」。許多沒有再生產與消費力的物種,都會被驅逐出去。最顯而易見的,就是流浪動物以及遊民。

黃宗慧表示:「流浪動物是人類文明的產物,動物為什麼會流浪,動物為什麼會存在於城市,都是人類造成的。」而《好城市,怎樣都要住下來》一書的作者廖桂賢也認為,我們把動物拉進人類生活,要求他們依人類的方式社會化,讓牠們沒有辦法依照動物的方式社會化,之後再把牠們丟回街頭,等於破壞動物原本的生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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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不是個會定期去看藝術類展覽的人
因為老實說 我就是大部分都看不懂
上個周末張北投的約會 找了我們去看一個攝影展
展什麼大家也都不是很了解
只知道是跟街友有關

展覽的場地跟我想像中的
有那麼一點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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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瑜慧(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大眾傳播與媒體藝術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台灣當代漂泊協會成員)

郭盈靖(遊民行動聯盟召集人/台灣當代漂泊協會成員)

 

    繼社會為內政部所公布的台灣貧富差距急速擴大,貧窮人數增加的數據感到震驚後,主計處連忙公布新的「經濟成長率預測值」,期望以此「利多訴求」安定軍心。然而就像之前的「ECFA」、「陸客團」,甚至「大陸省長團」等利多語言串,其催眠作用已掩蓋不住民眾的切身貧窮感,更無法遮蔽日益尖銳龐大的貧窮問題。不情願的部會,擋不住會說話的數據,這份資料,已經清楚證明政府放任推動非典型就業的結果,就是直接造成勞苦終日,不得溫飽的工作貧窮(working poor)人口,將台灣推入惡性發展的「窮忙年代」。

     首先,非典型就業直接造成社會兩極分化,也就是今日數據顯示的最高所得5%者平均所得450餘萬,為最低所得5%者平均所得6萬8千餘元的66倍。第二,造成貧窮的主要原因已經不再是二次戰後社會沿襲認定的懶惰或是特殊不幸(例如殘廢)。根據內政部數據,10萬8千戶的貧窮家庭當中,多達8萬戶因失業或從事非典型工作收入過低所致。也就是「勤勞致富」的年代不再,甚至已經淪為「越做愈窮」的「窮忙年代」。將近75%的貧窮家庭,並非不工作的懶人,而是因為不穩定,低薪資,高風險的非典型就業而越做越窮,陷入終身與貧窮為伍的惡性循環,長期以往更成為世代無法翻身的貧窮賤民。

    第三,由於台灣有著相對他國極度嚴苛的貧窮線認定,低收入戶人口占總人口數比率為1.14%,因此10萬餘戶的貧窮家庭的數字只是潛伏的冰山一角,台灣實際所面臨的貧窮問題已經衝擊到社會一般人群,甚至是一個社會理應有朝氣前景的青年。根據主計處98年統計,台灣從事臨時工作或勞動派遣等非典型工作的人口已達68萬7千人,當中有將近30萬人的薪資未達基本工資。根據台灣當代漂泊協會以及遊民行動聯盟的調查,因為過低的收入,導致目前已有許多人群被迫過著「有住無吃」或「有吃無住」的生活。亦即每個月數千元的收入,全部投入租一坪大小的隔板屋,食物部分則四處尋找救濟的便當麵包發放。一位貧窮朋友一次就拿著領取來的麵包,已捨不得的口吻說「已經三天了,丟了可惜,但吃了怕生病」。另外一種情況則是用僅有的錢保吃,過著時常被驅趕,日夜擔憂人身安全的遊民生活。亦即台灣社會實際的貧窮問題已非侷限於貧窮線下的「低收入戶」,尚有「遊民群體」,陷入飢餓問題的「蝸居族」,以及一群隨時會跌入到此種困境的龐大「非典型就業人口」。

第四,非典型就業不但直接造成極端的貧窮,更是典型的「勞苦終日、貧苦一生」,人的生存意義只剩下宛如牛馬般勞動直至病倒累死為止。內政部公布最低人群5%的平均年收入6萬8千元,平均每月5千餘元的收入,對許多台灣人民,特別是台北居民而言,非常難以想像要如何過活。但目前四處觸目可見的舉招牌工作,就是這樣的高勞動,低薪資性質。舉招牌是許多貧窮朋友的固定工作。這項工作通常一周只有兩次(周末為主),一天八個小時。而其薪資更一路從900元被削價到不到700元。亦即就算烈日大雨也去工作,每個月八次,也僅有5600元的收入。有些貧窮朋友就是因為在惡劣天氣中舉招牌而生病,更有中風過的朋友,也因為長期的非典型就業工作,而身體狀態持續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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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24 中國時報

戴瑜慧、郭盈靖

繼社會為內政部所公布的台灣貧富差距急速擴大,貧窮人數增加的數據感到震驚後,主計處連忙公布新的「經濟成長率預測值」,期望以此「利多訴求」安定軍心。然而這份資料,已經清楚證明政府推動非典型就業的結果,就是直接造成勞苦終日,不得溫飽的工作貧窮(working poor)人口,將台灣推入惡性發展的「窮忙年代」。

在台灣,非典型就業直接造成社會兩極分化,也就是數據顯示的最高所得五%者平均所得,為最低所得五%者平均所得的六十六倍。而造成貧窮的主因已不再是二次戰後社會沿襲認定的懶惰或是特殊不幸(例如殘廢)。根據內政部數據,十萬八千戶的貧窮家庭當中,多達八萬戶因失業或從事非典型工作收入過低所致。也就是「勤勞致富」的年代不再,甚至已經淪為「越做愈窮」的「窮忙年代」。將近七十五%的貧窮家庭,是因為不穩定、低薪資、高風險的非典型就業而越做越窮,陷入終身與貧窮為伍的惡性循環,長期以往世代更無法翻身。

根據主計處九十八年統計,台灣從事臨時工作或勞動派遣等非典型工作的人口,已達六十八萬七千人,當中有將近三十萬人的薪資未達基本工資。根據台灣當代漂泊協會以及遊民行動聯盟的調查,因為過低的收入,導致目前已有許多人群被迫過著「有住無吃」或「有吃無住」的生活。亦即每個月數千元的收入,全部投入租一坪大小的隔板屋,食物部分則四處尋找救濟的便當麵包發放。另外一種情況則是用僅有的錢保吃,過著時常被驅趕,日夜擔憂人身安全的遊民生活。亦即台灣社會實際的貧窮問題已非侷限於貧窮線下的「低收入戶」,尚有「遊民群體」,陷入飢餓問題的「蝸居族」,以及一群隨時會跌入到此種困境的龐大「非典型就業人口」。

非典型就業不但直接造成極端的貧窮,更是典型的「勞苦終日、貧苦一生」。內政部公布最低人群五%的平均年收入六萬八千元,平均每月五千餘元的收入,對許多台灣人民,特別是台北居民而言,非常難以想像要如何過活。但目前四處觸目可見的舉招牌工作,就是這樣的高勞動、低薪資性質。舉招牌是許多貧窮朋友的固定工作。這項工作通常一周只有兩次(周末),一天八個小時,而其薪資更一路從九百元被削價到不到七百元,每個月八次,也僅有五千六百元的收入。有些貧窮朋友還因為在惡劣天氣中舉招牌而生病。

更值得注意的是貧窮問題已經衝擊到傳統所認為的社會中堅。目前的遊民生態已非傳統的老弱病殘,更已有青年遊民、中壯年遊民,以及家庭遊民。一位大學畢業的朋友,描述自身的派報經驗。每日大清早,到派報公司報到,等待工作地點派發,背著厚重的DM海報,挨家挨戶投寄,工作時間超過八小時,日薪八百元,即使全月無休,仍賺不到二萬元。

走過「台灣錢淹腳目」的年代,台灣社會需要一改過往五○年代對貧窮問題的想像,以新思維、新態度嚴正的面臨「貧窮問題」。然而從內政部將貧窮人口增加誤導為政府擴大照顧弱勢者的假言搪塞,主計處的經濟成長煙霧彈釋放,以及行政院將球丟回社福機構或是呼籲富人施捨,都說明當前的政府體制根本無心改變既有的錯誤政策方針,反而企圖以信心喊話,模糊焦點的方式,暫時平息民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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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23 台灣立報

記者李宜霖台北報導

城市不斷發展,地價一直上漲,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助理教授黃麗玲觀察到,城市的成長,看不到背後的受害者,也產生更多的社會隔離。

土地商品化難擋

黃麗玲表示,亞洲地產上漲,過去10幾年來,成為普遍的現象,尤其在亞洲城市,地產上漲是很重要的部分。台灣從過去10年以來,產業有一些困境,政府依賴地產,在過去10年地價上的波動、成長非常快,公告土地現值總額,從2千年的14兆,2010年市價總額變成16.7兆。她說,台北市經濟在擴大,很多是透過地產的價值而來,包括地主、房仲業,但很多人不能進入這個經濟成長,包括街友。

黃麗玲觀察到,台北市房屋稅、地價稅是主要稅收來源。每一次選舉政策,都是強調大建設,需要跟建商配合,例如台北巨蛋,遠雄成為台北都會區大家想積極拉攏的房地產對象。手上有房地產的人希望房地產一直上漲,政策上也一直哄抬房地產上漲,大型都市開發製造了一個幻覺,讓大家以為台北不斷成長,是現代化的進步城市。她認為,很多公共建設透過BOT方式,政府提供很多的土地跟資源,資源來自於人民,投注在與私人企業共同發展。

許多人一輩子投資在住宅商品上,沒有房子的人,希望住屋能更便宜,但一有了房子,就反過來希望價格不會下滑。黃麗玲認為,政府忽略公有住宅,而是推動大眾進入住宅市場,降低利率、增加房屋供給,結果加速了土地、住宅商品化。

國有財產局明令大型公有土地禁止標售,政府仍不斷出售公有土地。黃麗玲表示,台灣在都市地區或非都市地區,擁有很多公有土地籌碼,但都市、產業轉型後,政府不有效利用,反而大量賣出,如果政府要做公有住宅供給,為何不將好的地點,興建社會、公有住宅?她說,北市政府打算將3塊地作為公有住宅出租,鎖定租給學生、銀髮族,補貼租金8折,但租金仍高昂,也無法解決住宅問題。她認為,住宅政策需要政府土地及資源的投注,政府把公有地賣掉,可是並沒有把相對的資金拿來蓋公有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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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19 自由時報

記者王俊忠/專題報導

民國87年在台南市開辦街友之家輔導流浪街友正常生活的蔣揚慈善基金會,近來發現街友年齡層有「年輕化」趨勢,近2年輔導過的380名街友中,有81人在40歲以下,約占2成1,甚至有少數8年級生求助蔣揚。

台南縣左鎮噶瑪噶居寺噶瑪天津仁波切基於「實踐慈悲、不為什麼、沒有理由」的理念,12年前在台南市成立街友之家,提供流浪街頭、無家可歸的街友臨時性愛心供餐、沐浴洗衣與休憩場所,並設法輔導街友就業、重返職場;每逢寒冬都與台南市府合辦「冬季收容」,讓街友不致在失業期間挨餓受凍。

南市街友之家表示,以往街友多在4、50歲以上,原因不外中年失業,與家人關係不佳,自我放逐、浪跡天涯。但統計從98年迄今輔導過的380名街友,竟有2成1在40歲以下,6、7年級生增加不少,也有少數8年級生,還不到20歲的年輕人就淪為街友,令輔導的蔣老師咋舌又憂心。

噶瑪天津仁波切認為,年輕街友明顯增加,可能與先前全球性金融海嘯有關,這些6、7年級的街友多數只有國中小學歷、專業技能不足,一旦失業,工作難找,加上缺乏家庭、家人支持,最後流浪街頭、找上蔣揚街友之家求援。

街友之家說,對於身強體壯的年輕街友,都以短期2週接濟方式,輔導他們儘快找到工作,有的人的確找到工作、有的人則不知去向,成效不一。這類年輕街友學歷低、欠缺專業技能,政府職訓部門必須拿出適當對策、提供可重返職場、能為社會所用的技職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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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序

用照片說話、向社會發聲

陳順孝

輔大新聞傳播系副教授,《生命力新聞》編輯人

 

阿春不識字,無法用筆寫出自己的想法,但會用相機拍出自己的世界;追影拍攝牆縫中長出的小樹,用這種逆境植物,展現遊民夾縫求生的韌性;阿成曾被拍下滿面笑容的照片,從中找回自信,因此加入攝影行列,希望也能帶給朋友自信、快樂。

看著《底層流動/流浪的視界》裡,一張張紀實照片、一個個動人故事,我不禁想起人類學家湯普森的話:「要讓長久受到壓制的聲音釋放出來,必須從特定角度的主觀揭露開始,才不致使這樣的聲音在假客觀下,再度被壓制進黑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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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漂泊人生                                                              

謝三泰

記錄人生攝影班特邀講師,自由攝影工作者,社區大學紀實攝影講師                                                                                                                          

走進「紀錄人生攝影班」,約莫兩年的時間,最初自願接下這份工作時,其實過於低估來上課的街友們,以為他們是衝著「便當」而來,後來慢慢發現,除了餵飽身體的便當,他們更希望能從課堂上,獲得其他的養份,而這些養份,可能只是一張照片或是一部好電影。

街友常被認為是社會邊緣人,很多人更將他們與治安問題和環境衛生畫上等號,視他們為社區未爆彈,在缺乏與人的互動下,很多街友朋友失去原有的信心,總是無法用雙眼直視交談的對象。透過攝影課程,街友們不但紀錄下周遭的人物景像,相機更成了他們直視這個世界的最好工具,經由拍照,也讓原本與社區居民缺乏互動的街友們,慢慢地重拾人際關係。

街友們拍下大稻埕周邊的一景一物,但在相機的背後,每個街友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傳授攝影技巧與理念的同時,我也從每個街友身上,領略到不少精彩的人生歷練。從街友們的漂泊人生裡,深刻地感受到,因為無所求,所以人生可以瀟灑地過活著;因為無牽掛,人反而生活得更有尊嚴!這是街友朋友們,反過來教導給我的!「謝謝你們給了我這寶貴的機會」,這是一句我在課堂上沒機會,卻一直想說的一句話。

     底層流動攝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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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傳書  

 底層流動/流浪的視界:遊民攝影家的創作歷程紀錄

  主編:戴瑜慧、郭盈靖

  

總 序

自己的空間

戴瑜慧、郭盈靖

「我們遊民是台灣社會最最底層的人,但是我們今天做的事,是為了公義心」! 這是2010年春初三月,追影有感而發,讓攝影班在座者心緒澎湃的對話。生命脆弱向如風中之燭的遊民,在路有凍死骨的階級社會裏,甚至痛苦無奈到向天祈禱,希望明日不要醒來。被烙上歧視性社會標籤的遊民,在社會裏被迫集體噤聲,成為介於非人非物的沉默存在。而經年的沉默,帶來深重的絕望感。但2008年成立的紀錄人生攝影班,是被壓制許久的社會底層拒絕污名化,拒絕沉默,爭取發聲的邊緣戰鬥。迄今幾個寒暑,身體在漂泊中依舊受苦,但精神在彼此支援中有了力量。緊接著追影,心緒激動的阿凱望著在座數十位遊民說,「不知道社會何時會改進,但是我們必須團結,才有可能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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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01  台灣立報

記者李宜霖台北報導

 

資訊社會下,資訊成為商品,遊民成為媒體刺激收視率靶子,議員要上版面,沒有議題可以炒,一而再再而三拿遊民開刀。近用媒體是基本人權,遊民很難表達自己意見,因此博士生戴瑜慧跟一群朋友創辦遊民攝影班,讓遊民自我發聲。

戴瑜慧就讀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大眾傳播與媒體藝術研究所。她表示,社會一直妖魔化遊民,分為正常跟不正常的二元對立,社會應向貧窮開戰,不要拿窮人開刀。她指出,社會控制資訊,遊民被排除,成為資訊窮人,遊民取得資訊同時也取得自我認同,但媒體就如哈哈鏡,扭曲了遊民真實的面貌,遊民每天籠罩在污民化的報導下,造成對尊嚴的挫傷,長久壓抑下變沉默,甚至絕望地否定世界。

 

漂泊新聞網發聲

為了打破集體噤聲的狀況,2007年9月戴瑜慧跟遊民們開始形成一個討論會,希望大家有空間可以對話。

戴瑜慧舉例,大家拿2007年10月的報紙,討論遊民路邊舉招牌的不正確報導,例如正確舉牌工作薪資是8百,而非3百,錯誤報導低估了其勞動價值,遊民擔憂雇主會因而降低薪資。

戴瑜慧說,一般人看到媒體的錯誤報導,會去要求更正,但媒體顯然不會理遊民,因此與遊民朋友們走上另類媒體,透過公民新聞平台,成立漂泊新聞網(http://www.peopo.org/homeless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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