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7/26 台灣立報

記者李宜霖台北報導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副教授王增勇關注街友議題,參與街友相關活動、論壇不遺餘力,曾為《底層流動/流浪的世界》街友攝影書寫序。他說:「視角的轉換是街友行動的重要意義。」

王增勇最早接觸街友,是透過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郭盈靖的研究。王增勇認為她的街友論文把聲音還給被研究者,包括研究的題材與資料,資料的取得與詮釋,都還給街友。他說學術的世界也反映一般對街友的看法,包括社會工作者認為街友有問題,需要幫助,但王增勇表示,真正的情況要透過街友的眼睛,看到街友的世界是什麼。

街友是流動的現象,非單一因素造成。王增勇指出,台灣一開始對待街友不是採用社會福利體系,2、30年前街友由警政單位處理,街友被發現時,就會被送到警察局,被視為治安的問題;近20年開始由社會福利接管,但是並沒有解決真正問題,只是讓街友離開街頭,不要干擾主流社會運作。

王增勇指出,西方主流價值認為,街友跟60年代精神病患去機構化的政策扣連在一起,污名化地認為精神病患被從病院放出來後,街友數量增加;晚近才認為街友跟都市更新政策有關,例如紐約曼哈頓開始都市更新,中上階級藝術欣賞場地開始興建,許多老舊房子拆掉,紐約的街友逐漸增加。

居住是基本人權

福利國家的要素除了教育外,重要是居住。王增勇認為,國家房屋政策跟土地利用政策,把住宅變成商品,把居住變成有一定消費能力才能擁有,不再視為是人基本的權利。他表示,居住不是商品而是權利,土地的增值、成長應歸於公共利益所有,不應變成個人獲利工具。

台灣1988年無殼蝸牛運動時,是台灣少數對於房價波動,用社會運動來要求居住權利。20年過了,情況愈來愈嚴重,許多人遭到慢性迫遷。王增勇表示,社會本來有涵養弱勢的能力,但是社區被商品化所重組。

王增勇曾參與萬華老人居家服務,他發現老人有視力障礙,但社區彼此認識,當老人坐在門口,聽街坊誰經過,就會跟鄰居喊需要什麼;居家服務沒有幫到什麼忙,反而是依靠老舊社區社會網絡。但是當都市更新,社區的社會包容、文化完全被剝奪、取代。

社會福利缺安全網

王增勇表示,貧窮有兩種政策,一種是絕對貧窮,有一個貧窮線,你必須經過審查才能成為低收入戶;比較進步的方法是用相對貧窮,貧窮是結構的問題,國家應進行財富重新分配,只要你收入是全部人口20%以下,你就是低收入戶,受到國家政策保障。

王增勇認為,台灣的社會救助的低收入戶政策,並沒有提供一張很好的安全網。台灣有全世界最低的低收入戶比例,只有1%,10年前只有5%,連北歐國家低收入戶都有15%到20%,台灣是因為行政程序過於複雜,以致於真正有需求者,無法進入社會救助。

王增勇說,社會安全網無法發揮功能,國家住宅商品化,社會福利又不健全,讓許多人成為街友。

王增勇提到窮人很少有機會集結,台北市有4個低收入戶住宅社區,當地家長會讓孩子越區就讀,因為家長認為社區裡的孩子會相互帶壞,不會因為共同身分而有相互扶持與認同。

王增勇說,台灣貧窮文化讓底層的人沉默,例如成為低收入戶過程,社會價值觀對於一個人尊嚴的剝奪,社會要你承認家庭、市場上失敗,承認個人的失敗,認為自己不夠努力,所以必須接受政府補助。

王增勇舉例,落入貧窮被慈善團體認養的孩子,每個月要對認養人寫感恩的信,寫的信要被社工員檢查,裡面是否有不該表達的東西;如果孩子成功了,還要對中上社會表達,慈善團體沒有養錯人,有中產階級的獨立自主,沒有貧窮的依賴。

過去曾發生慈善團體進門,家長從後門跑掉,因為受不了慈善道德的勸說,脫貧的方法往往成為對底層的規訓;王增勇表示,貧窮有其文化,需要有新的社群與認同,讓大家重新認識底層文化。

王增勇在台灣當代漂泊協會舉辦的「買不起、租不起」文化批判論壇探討街友社會政策。(圖文/李宜霖)

@摘錄自台灣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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