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瑜慧(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大眾傳播與媒體藝術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台灣當代漂泊協會成員)

郭盈靖(遊民行動聯盟召集人/台灣當代漂泊協會成員)

 

    繼社會為內政部所公布的台灣貧富差距急速擴大,貧窮人數增加的數據感到震驚後,主計處連忙公布新的「經濟成長率預測值」,期望以此「利多訴求」安定軍心。然而就像之前的「ECFA」、「陸客團」,甚至「大陸省長團」等利多語言串,其催眠作用已掩蓋不住民眾的切身貧窮感,更無法遮蔽日益尖銳龐大的貧窮問題。不情願的部會,擋不住會說話的數據,這份資料,已經清楚證明政府放任推動非典型就業的結果,就是直接造成勞苦終日,不得溫飽的工作貧窮(working poor)人口,將台灣推入惡性發展的「窮忙年代」。

     首先,非典型就業直接造成社會兩極分化,也就是今日數據顯示的最高所得5%者平均所得450餘萬,為最低所得5%者平均所得6萬8千餘元的66倍。第二,造成貧窮的主要原因已經不再是二次戰後社會沿襲認定的懶惰或是特殊不幸(例如殘廢)。根據內政部數據,10萬8千戶的貧窮家庭當中,多達8萬戶因失業或從事非典型工作收入過低所致。也就是「勤勞致富」的年代不再,甚至已經淪為「越做愈窮」的「窮忙年代」。將近75%的貧窮家庭,並非不工作的懶人,而是因為不穩定,低薪資,高風險的非典型就業而越做越窮,陷入終身與貧窮為伍的惡性循環,長期以往更成為世代無法翻身的貧窮賤民。

    第三,由於台灣有著相對他國極度嚴苛的貧窮線認定,低收入戶人口占總人口數比率為1.14%,因此10萬餘戶的貧窮家庭的數字只是潛伏的冰山一角,台灣實際所面臨的貧窮問題已經衝擊到社會一般人群,甚至是一個社會理應有朝氣前景的青年。根據主計處98年統計,台灣從事臨時工作或勞動派遣等非典型工作的人口已達68萬7千人,當中有將近30萬人的薪資未達基本工資。根據台灣當代漂泊協會以及遊民行動聯盟的調查,因為過低的收入,導致目前已有許多人群被迫過著「有住無吃」或「有吃無住」的生活。亦即每個月數千元的收入,全部投入租一坪大小的隔板屋,食物部分則四處尋找救濟的便當麵包發放。一位貧窮朋友一次就拿著領取來的麵包,已捨不得的口吻說「已經三天了,丟了可惜,但吃了怕生病」。另外一種情況則是用僅有的錢保吃,過著時常被驅趕,日夜擔憂人身安全的遊民生活。亦即台灣社會實際的貧窮問題已非侷限於貧窮線下的「低收入戶」,尚有「遊民群體」,陷入飢餓問題的「蝸居族」,以及一群隨時會跌入到此種困境的龐大「非典型就業人口」。

第四,非典型就業不但直接造成極端的貧窮,更是典型的「勞苦終日、貧苦一生」,人的生存意義只剩下宛如牛馬般勞動直至病倒累死為止。內政部公布最低人群5%的平均年收入6萬8千元,平均每月5千餘元的收入,對許多台灣人民,特別是台北居民而言,非常難以想像要如何過活。但目前四處觸目可見的舉招牌工作,就是這樣的高勞動,低薪資性質。舉招牌是許多貧窮朋友的固定工作。這項工作通常一周只有兩次(周末為主),一天八個小時。而其薪資更一路從900元被削價到不到700元。亦即就算烈日大雨也去工作,每個月八次,也僅有5600元的收入。有些貧窮朋友就是因為在惡劣天氣中舉招牌而生病,更有中風過的朋友,也因為長期的非典型就業工作,而身體狀態持續惡化。 

第五,政府數據公布的貧窮人口僅為冰山一角,更值得注意的是貧窮問題已經衝擊到傳統所認為的社會中堅。目前的遊民生態已非傳統的老弱病殘,更已有青年遊民,中壯年遊民,以及家庭遊民。一位大學畢業的朋友,描述自身的派報經驗。每日大清早,到派報公司報到,等待工作地點派發,背著厚重的DM海報,挨家挨戶投寄,直到傍晚,工作時間超過8小時,日薪800元,即使全月無休,辛勤工作,仍賺不到2萬元。每日下工返家,已是疲憊萬分,累躺在床,天明又再度上工。 

再多的利多宣傳,也掩飾不住終於浮上檯面的貧窮問題。走過「台灣錢淹腳目」的年代,台灣社會需要一改過往50年代對貧窮問題的想像,以新思維,新態度嚴正的面臨「貧窮問題」。然而從內政部將貧窮人口增加誤導為政府擴大照顧弱勢者的假言搪塞,主計處的經濟成長煙霧彈釋放,以及行政院將球丟回社福機構或是呼籲富人施捨,都是清楚的警訊,說明當前的政府體制根本無心改變既有的錯誤政策方針,反故技重施,企圖以信心喊話,模糊焦點的方式,暫時平息民怨,求取脫身。因為行政院長所寄望的社福政策,本身即為問題的始作俑者。其所謂的回歸社會政策即是將一個個尋求協助的人民,介紹到非典型就業工作(如清潔工),造成弱勢者越做越窮無法翻身的惡性循環。貧窮問題今日若不審慎對待,有魄力的誠實檢討政策,日本的失落二十年,將是台灣不遠前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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