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漂泊

文／畢恆達（台灣大學城鄉所教授）

轉載《TAHR PAS 2012冬季號：遊民、露宿者、無家之人專輯》 http://www.tahr.org.tw/node/1147

遊民需要的不是強力水柱的沖擊，而是一個可以洗澡的空間。

過去的建築形式隨著機能而生（form follows function），現在卻是形隨恐懼而生（form follows fear）。都市設計、建築與警察機器/監視器結合成為一個全面的安全體系；安全變成由收入所界定的財貨，而其目的在於社會隔絕更甚於實際保障個人的安全。面對都市遊民，政府也沒有興趣復健，而採取將之消除的政策。也就是說，政府不是向貧窮開戰，而是針對貧窮的人開戰。除了應曉薇的灑水獎金說之外，林瑞圖也說：「如同應議員所說，把地上噴濕，這些遊民便無法在地上鋪紙板睡覺。萬華區與新北市只有一河之隔，為什麼遊民不去新北市板橋特區？為什麼只會逗留在萬華區？」又認為板橋的房價之所以比萬華高，就是因為萬華有遊民聚集的緣故。在新自由主義的邏輯下，一切房地產與空間都化為資本，而不是讓多元與差異共存。只要阻擋了資本的積累，就必除之而後快。 

台灣的媒體近來經常引用破窗理論，咸認為是拼治安的利器，只是忽略了美國城市實踐破窗理論政策對於空間帶來的衝擊。應用破窗理論，都市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的捍衛者認為遊民就像破窗，是社會失去控制的指標。其實遊民被當成罪犯，並不是因為他們做了什麼，而只是因為他們的身份。想想遊民沒有固定的可以睡覺之處，沒有地址可以收信。結果一個遊民為了基本生存，必須梳洗、吃喝、排泄、坐臥休息、蒐藏個人物品，就已經註定犯法。 

想想看公共座椅這個街道家具就知道空間設計怎樣在排除非我族類，最明顯就是不要設置座椅，一勞永逸（台北火車站），或者將座椅設計成無法躺臥、無法久坐（弧形椅面、自動掀起的公車候車椅、刻意在中間加上扶手的公園長椅、S形的座椅、加上尖刺的低矮窗沿），別以為這些設計單純出自於美學的考量，或者它其實就是一種「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的美學。弔詭的是，破窗理論家認為對遊民宣戰是為了保存都市的多樣性，然而在他們眼裡遊民顯然不是多樣性其中的一種；他們把遊民視為妨害都市發展的元兇，卻忘了遊民其實是都市發展（例如製造產業外移）造成的後果。 

沒有能力處理差異與失序，可能導致更大的恐懼；而退縮則削弱了社會連結的可能。正如環境心理學家Whyte所指出，恐懼證明自身；我們對於威脅的認知並非決定於犯罪率，而是安全動員自身。大眾媒體掩蓋每日發生的經濟犯罪，卻不停止地報導下階層、精神病患、青少年幫派犯下的罪行等新聞，藉此更加強化並且合理化種族與社會階層的隔離。

差異應該是都市的鮮活的血，而街道與人行道是都市中最有活力的器官。我們也許該去除害怕差異的焦慮，嘗試從差異中學習，接受都市中的不確定性；讓市民自己來處理差異與和平，因為差異是避免都市停滯而必要的情緒刺激；隔離帶來不瞭解、誤解與衝突，而尊重差異卻是成長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