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漂泊

2011年，議員應曉薇「潑水趕遊民」、2014年，議員王正德「晚上開車送遊民上陽明山，早上再放下來散步」，這次又來個議員劉耀仁向政府出策「強光驅遊民」。這接二連三令人憤怒的荒謬言論，背後隱含「遊民不該存在於公共場所」的思維。然，除了水柱、強光等極端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公權力趁遊民外出工作，丟棄遊民小心收藏在公共空間的行囊、警察隨意臨檢、夜裡將廁所關閉、公權力制定淨空時間，不准遊民坐在此地等一套排除遊民的公共空間使用的治理機制，早已悄然運行。

遊民不該存在於公共場所？或許鄰近國家日本的經驗，可以提供參考。

朝陽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方孝鼎在文章〈台灣遊民概況與社會爭議〉提到：「如果我們對都市景觀的要求不是華麗、光鮮，而是整齊。遊民的生活是可以符合「整齊」的價值。例如：日本遊民雖然露宿公園、街角，起床之後會把臥具、行李打包整齊安放在公園的角落。台灣的遊民也具有同樣的能力，他們會把睡覺用的紙箱、棉被捆匝妥當，夾在公園樹枝的高岔處、藏在地下道輕鋼架天花板的上端，或者塞在公共建築物不起眼的角落（排風口、走廊底端、橋墩）」。

「在公共空間管理的層次，輔導遊民自我管理是可能的選項之一。某些日本的公園已經實現遊民自我管理，我國則從未嘗試。推動的困難可能不只是遊民有沒有足夠的自制力、市政當局有沒有推動的意願，更在於台灣民眾有沒有尊重（或退一步說「包容」）遊民在公共場所活動的胸襟」。

 http://www.laf.org.tw/tw/b3_1_2.php…

施逸翔（台灣人權促進會、兩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執行秘書）

郭盈靖（台灣當代漂泊協會執行委員）

2013年11月23日

新聞連結：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forum/20131123/35458723/

兩年前（2011）在寒流最強的深夜，爆發萬華艋舺公園的夜宿遊民，遭北市府與議員下令噴水驅趕，粗暴手段透過當代漂泊協會的紀錄片揭露，引發社會輿論撻伐。監察院也在去年（2012）調查後，正式對北市府提出糾正文。

戴瑜慧（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大眾傳播與媒體藝術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卓珊（當代漂泊協會執委）

本文刊載於2012年10月30日蘋果日報論壇 http://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21030/34607763

      邁入21世紀，迎接台灣的不是面目一新的未來，而是新的、更甚以往的，襲面而來的痛苦與黑暗。帝寶在2000年，以傲視全台的姿態，驕傲的向世人宣稱豪宅時代的來臨，而豪宅的持續熱賣，更見證之後12年台灣貧富差距的迅速拉大。台北市房價飆漲2倍，新北市房價上漲50%。而台灣勞動者的實質薪資卻倒退13年，失業人數從45萬人增加到近80萬人；連最卑微的街頭舉牌工作，也無情的從一天900元，被砍壓至800元，乃至700元。

      然而不斷攀升的房價物價與低迷的薪資，除了「買不起」的無奈外，更帶來「租不起」的惡夢。每月一兩萬元的不穩定收入，使得許多台灣當代的勞動者，扣除飯錢、交通費後，只剩兩三千元可以租房。為了不致淪落街頭，而拼命的尋找廉價租屋。台灣當代漂泊協會針對此社會現象，在2010年舉辦「居無定所攝影展」，當中「隔板屋的蒼白世界」主題展，就紀錄著城市勞動者忍耐著廉價租屋的惡劣條件，避免跌入街頭的掙扎。同時舉辦的「買不起，租不起」文化批判論壇，更吸引許多年輕市民參加。青春的臉龐寫著擔憂與憤怒，不理解為何精力旺盛的年韶，卻被迫困居在一坪的隔板屋，為何再怎麼努力工作攢錢，卻怎樣也看不見安穩未來。

2012年05月14日 / 蘋果日報

戴瑜慧（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大眾傳播與媒體藝術研究所博士候選人、當代漂泊執委）

     自冬徂夏，對貧無立錐之地的街友，卻是在冬日受到議員潑水的羞辱，到初夏遭到少年以糞尿灌頭臉的殘虐攻擊。許多市民網友，在驚呼可惡與感到憤怒外紛問道：「那個潑水的呢？」這樣的提問，是因為社會清楚的看見，那個仗著公權力公然欺壓社會最弱勢的群體，和今天少年犯行之間的高度相關性。令人擔心台灣將步上美國後塵，孳生可怖的青少年仇恨犯罪問題，屆時受害的將是整體被歧視、仇恨與暴力污染的台灣社會。

     所謂的仇恨犯罪是指受害者僅因其所屬的某些特別身分而受到侵害，例如種族或民族、國籍、信仰、性別、性取向、身體殘障或精神殘障或具有一種或多種此類「真實的」或「被視作的」特徵的人或團體有關聯而被視為攻擊目標。如同被潑糞的遊民反問少年，「我和你有仇嗎？」少年笑著說，「沒有啊！無聊」。犯罪再也不須理由，只須歧視，就可大方為惡。或許有人認為少年是無知妄行，但對照社會有權勢者的言語，例如指摘命令政府與公益團體「不准發便當給遊民（這樣才能刺激遊民）」，或是妖魔化遊民（到處尿尿大便是殺人犯強姦犯）來正當化自身的歧視行為，甚至率領來勢洶洶的支持者要與批評者公開較量或是利用法律控告威嚇批評者。今天，當少年欺負人卻嗆聲，「怎樣，過來啊！」這樣熟悉的言語，印證了有樣學樣的社會效應。

犯行可怖將飆高

戴瑜慧

（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大眾傳播與媒體藝術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台灣當代漂泊協會執委）

本文刊載於中國時報2011年2月4日言論新聞 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1/112011020400079.html

原標題：「差一點變遊民」與「差不多遊民」

      年節，是一種慣例，包括團圓，包括送暖。「家家戶戶要團圓」，無家可歸者，也要施魔法般贈與他們一夜家庭的溫暖。於是遊民尾牙宴成為年年必有的慣例，社會賢達政治領袖，更兼任大家長的角色，發送紅包表達關切。湧起的悲憫情懷，讓人間看似有愛，對弱勢者的同情施捨，也維繫了社會本屬一體的連帶。送暖中，對照無家遊民的悲涼，一年的不順遂，都成為「還好」、「至少」、「比起來」，社會集體也再次確認自身的安全，至少「我們」還不是「他們/遊民」。

戴瑜慧（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大眾傳播與媒體藝術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台灣當代漂泊協會成員）

郭盈靖（遊民行動聯盟召集人／台灣當代漂泊協會成員）

繁花盛開，該是一場美麗盛宴。為了滿足這場為了台北市首長選舉大業鉅資耗辦的花博盛宴，台北市必須在今年11月，以美麗、富裕、歡樂的姿態呈現。當台北市民為無限攀高的房價所苦；當貧富差距史上最高；當越多的人群成為窮忙族，那所謂的美麗，必然是虛假，並且是透過獨裁暴力手段達成的虛假。是的，遊民不美觀，那掩不住的悲傷容顏，配不上花博該有的歡樂節慶氣氛。那一個個寒蹭，包著睡袋雨衣的家當，更是礙眼，無言的戳破台北城的富裕假象。

自以為承辦花博是青史大事興奮不已，為了選舉更是熱血沸騰的市政府，在只准成功的命令下，祭出了前所未見的國家暴力手段，務必將「丟人現眼」的遊民，限期掃蕩出城。或許當局者，對於這樣的鐵腕，是感到欣慰的，頓時讓台北花博，得以和北京奧運，南非世足齊名。不過這個名聲，是獨裁者的名聲。北京奧運以流血方式驅趕遊民、農民工、蟻族。南非警方甚至祭出格殺令對付窮苦的遊民、外國移民和街頭小販，而遭到國際特赦組織的公開譴責。一場台北花博不僅將台北人權指標急速降級到與獨裁政權等級，更是大步倒退到戒嚴年代。因為在戒嚴時期將遊民視為犯罪者，可由警察任意取締的政策，在民主化運動之後，已於1994年廢除。

戴瑜慧（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大眾傳播與媒體藝術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台灣當代漂泊協會成員）

郭盈靖（遊民行動聯盟召集人／台灣當代漂泊協會成員）

    繼社會為內政部所公布的台灣貧富差距急速擴大，貧窮人數增加的數據感到震驚後，主計處連忙公布新的「經濟成長率預測值」，期望以此「利多訴求」安定軍心。然而就像之前的「ECFA」、「陸客團」，甚至「大陸省長團」等利多語言串，其催眠作用已掩蓋不住民眾的切身貧窮感，更無法遮蔽日益尖銳龐大的貧窮問題。不情願的部會，擋不住會說話的數據，這份資料，已經清楚證明政府放任推動非典型就業的結果，就是直接造成勞苦終日，不得溫飽的工作貧窮(working poor)人口，將台灣推入惡性發展的「窮忙年代」。

     首先，非典型就業直接造成社會兩極分化，也就是今日數據顯示的最高所得5%者平均所得450餘萬，為最低所得5%者平均所得6萬8千餘元的66倍。第二，造成貧窮的主要原因已經不再是二次戰後社會沿襲認定的懶惰或是特殊不幸(例如殘廢)。根據內政部數據，10萬8千戶的貧窮家庭當中，多達8萬戶因失業或從事非典型工作收入過低所致。也就是「勤勞致富」的年代不再，甚至已經淪為「越做愈窮」的「窮忙年代」。將近75%的貧窮家庭，並非不工作的懶人，而是因為不穩定，低薪資，高風險的非典型就業而越做越窮，陷入終身與貧窮為伍的惡性循環，長期以往更成為世代無法翻身的貧窮賤民。

中國時報 【郭盈靖、戴瑜慧】

       隨著選戰將近，再度有議員選定社會最底層的遊民做為爆料點，透過媒體強行將一個個遊民夜宿在台北車站，睡在地板或紙板上的睡覺模樣強行曝光。這群因為貧窮而被迫夜宿車站的人們，艱困的睡在冰涼僵硬的地板上，只為了抓緊數小時補眠，好有體力應付明日低薪資高勞動的打工生活。然而，正在他們難得終於可以躺下的數小時時間裡，卻再度被社會有權勢者，強行消費。一張張淒涼的紙板，被形容成「治安死角」，一個個睏倦不已，因長期外宿而病痛纏身的身軀，被形容為令人恐懼的「犯罪者」、「治安危害者」。

    　其實研究報告、主管單位、甚至警察機關也都已經數次清楚表明，遊民的犯罪率極低。指控遊民為「犯罪者」或「犯罪嫌疑人」，並非出於事實調查，反而是建立在對遊民妖魔化的想像以及各式刻板化的社會標籤，例如，遊民就等同於懶惰，骯髒，不工作。然而，被受訪，一臉無奈的警察，也指出「停車場裡不都是遊民，有些白天他會出去工作，晚上可能他一時找不到房子，暫時來這邊」。每天巡邏，面對這群艱困人群的警察，道出了台灣現今遊民組成樣態的變化。

    　在社會變遷下，台灣的遊民已非過往因老弱殘疾，失去工作能力者。而是在社會貧富差距拉大，勞動型態越加不穩定，及勞動彈性化快速增長趨勢下，工作所得過於微薄，而無法負擔棲身之地的底層勞動者。這群勞動者，長年工作不穩定，從事的又是勞動力市場中最沒有保障的臨時工、派遣工與外包工作。每月僅幾千元的收入，生活尚不足以餬口，遑論租屋，因而露宿街頭。

    　這群人終日勞動，例如舉紙牌一日八小時，薪資卻一路從九百元降到七五○元，甚至七○○元。一整天十幾個小時颳風下雨，還得像柱子一樣站著不動，微薄的薪資還一路被殺價。大樓洗牆工人冒著生命危險，為一坪二百萬的豪宅刷洗，保持名流的光鮮，但一個月有十天是開工日，就算幸運了。該譴責的不是這群無路可去，夜宿車站的艱困人群，而是那個將人們擠壓到勞苦終日，卻居無定所的社會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