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畢恆達(台灣大學城鄉所教授)

轉載《TAHR PAS 2012冬季號:遊民、露宿者、無家之人專輯》 http://www.tahr.org.tw/node/1147

遊民需要的不是強力水柱的沖擊,而是一個可以洗澡的空間。

過去的建築形式隨著機能而生(form follows function),現在卻是形隨恐懼而生(form follows fear)。都市設計、建築與警察機器/監視器結合成為一個全面的安全體系;安全變成由收入所界定的財貨,而其目的在於社會隔絕更甚於實際保障個人的安全。面對都市遊民,政府也沒有興趣復健,而採取將之消除的政策。也就是說,政府不是向貧窮開戰,而是針對貧窮的人開戰。除了應曉薇的灑水獎金說之外,林瑞圖也說:「如同應議員所說,把地上噴濕,這些遊民便無法在地上鋪紙板睡覺。萬華區與新北市只有一河之隔,為什麼遊民不去新北市板橋特區?為什麼只會逗留在萬華區?」又認為板橋的房價之所以比萬華高,就是因為萬華有遊民聚集的緣故。在新自由主義的邏輯下,一切房地產與空間都化為資本,而不是讓多元與差異共存。只要阻擋了資本的積累,就必除之而後快。 

台灣的媒體近來經常引用破窗理論,咸認為是拼治安的利器,只是忽略了美國城市實踐破窗理論政策對於空間帶來的衝擊。應用破窗理論,都市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的捍衛者認為遊民就像破窗,是社會失去控制的指標。其實遊民被當成罪犯,並不是因為他們做了什麼,而只是因為他們的身份。想想遊民沒有固定的可以睡覺之處,沒有地址可以收信。結果一個遊民為了基本生存,必須梳洗、吃喝、排泄、坐臥休息、蒐藏個人物品,就已經註定犯法。 

想想看公共座椅這個街道家具就知道空間設計怎樣在排除非我族類,最明顯就是不要設置座椅,一勞永逸(台北火車站),或者將座椅設計成無法躺臥、無法久坐(弧形椅面、自動掀起的公車候車椅、刻意在中間加上扶手的公園長椅、S形的座椅、加上尖刺的低矮窗沿),別以為這些設計單純出自於美學的考量,或者它其實就是一種「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的美學。弔詭的是,破窗理論家認為對遊民宣戰是為了保存都市的多樣性,然而在他們眼裡遊民顯然不是多樣性其中的一種;他們把遊民視為妨害都市發展的元兇,卻忘了遊民其實是都市發展(例如製造產業外移)造成的後果。 

沒有能力處理差異與失序,可能導致更大的恐懼;而退縮則削弱了社會連結的可能。正如環境心理學家Whyte所指出,恐懼證明自身;我們對於威脅的認知並非決定於犯罪率,而是安全動員自身。大眾媒體掩蓋每日發生的經濟犯罪,卻不停止地報導下階層、精神病患、青少年幫派犯下的罪行等新聞,藉此更加強化並且合理化種族與社會階層的隔離。

差異應該是都市的鮮活的血,而街道與人行道是都市中最有活力的器官。我們也許該去除害怕差異的焦慮,嘗試從差異中學習,接受都市中的不確定性;讓市民自己來處理差異與和平,因為差異是避免都市停滯而必要的情緒刺激;隔離帶來不瞭解、誤解與衝突,而尊重差異卻是成長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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