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漂泊

2011年，議員應曉薇「潑水趕遊民」、2014年，議員王正德「晚上開車送遊民上陽明山，早上再放下來散步」，這次又來個議員劉耀仁向政府出策「強光驅遊民」。這接二連三令人憤怒的荒謬言論，背後隱含「遊民不該存在於公共場所」的思維。然，除了水柱、強光等極端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公權力趁遊民外出工作，丟棄遊民小心收藏在公共空間的行囊、警察隨意臨檢、夜裡將廁所關閉、公權力制定淨空時間，不准遊民坐在此地等一套排除遊民的公共空間使用的治理機制，早已悄然運行。

遊民不該存在於公共場所？或許鄰近國家日本的經驗，可以提供參考。

朝陽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方孝鼎在文章〈台灣遊民概況與社會爭議〉提到：「如果我們對都市景觀的要求不是華麗、光鮮，而是整齊。遊民的生活是可以符合「整齊」的價值。例如：日本遊民雖然露宿公園、街角，起床之後會把臥具、行李打包整齊安放在公園的角落。台灣的遊民也具有同樣的能力，他們會把睡覺用的紙箱、棉被捆匝妥當，夾在公園樹枝的高岔處、藏在地下道輕鋼架天花板的上端，或者塞在公共建築物不起眼的角落（排風口、走廊底端、橋墩）」。

「在公共空間管理的層次，輔導遊民自我管理是可能的選項之一。某些日本的公園已經實現遊民自我管理，我國則從未嘗試。推動的困難可能不只是遊民有沒有足夠的自制力、市政當局有沒有推動的意願，更在於台灣民眾有沒有尊重（或退一步說「包容」）遊民在公共場所活動的胸襟」。

 http://www.laf.org.tw/tw/b3_1_2.php…

施逸翔（台灣人權促進會、兩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執行秘書）

郭盈靖（台灣當代漂泊協會執行委員）

2013年11月23日

新聞連結：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forum/20131123/35458723/

     兩年前（2011）在寒流最強的深夜，爆發萬華艋舺公園的夜宿遊民，遭北市府與議員下令噴水驅趕，粗暴手段透過當代漂泊協會的紀錄片揭露，引發社會輿論撻伐。監察院也在去年（2012）調查後，正式對北市府提出糾正文。

     北市議會終於在2年後，於11月20日正式通過《台北市遊民安置輔導自治條例》，且刪除極具爭議的第10條歧視條款，即只要遊民被認為「『疑似』精神疾病或藥、酒、毒癮者」，政府公權力就可能施加在遊民身上，不論其善意或暴力，條文制訂粗糙，違反保障精神疾病遊民權益。且標籤化的不當連結，將加深民眾對於遊民的偏見與歧視。

     新法名為「安置輔導」，但在遊民的居住權與安置措施方面，仍未見新意，甚至在關於市府各機關業務分工的條文中，將都發局的角色分工排除在外，彷彿立法院所通過的《住宅法》第4條，在地方政府是不存在的。

戴瑜慧（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大眾傳播與媒體藝術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卓珊（當代漂泊協會執委）

本文刊載於2012年10月30日蘋果日報論壇 http://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21030/34607763

      邁入21世紀，迎接台灣的不是面目一新的未來，而是新的、更甚以往的，襲面而來的痛苦與黑暗。帝寶在2000年，以傲視全台的姿態，驕傲的向世人宣稱豪宅時代的來臨，而豪宅的持續熱賣，更見證之後12年台灣貧富差距的迅速拉大。台北市房價飆漲2倍，新北市房價上漲50%。而台灣勞動者的實質薪資卻倒退13年，失業人數從45萬人增加到近80萬人；連最卑微的街頭舉牌工作，也無情的從一天900元，被砍壓至800元，乃至700元。

      然而不斷攀升的房價物價與低迷的薪資，除了「買不起」的無奈外，更帶來「租不起」的惡夢。每月一兩萬元的不穩定收入，使得許多台灣當代的勞動者，扣除飯錢、交通費後，只剩兩三千元可以租房。為了不致淪落街頭，而拼命的尋找廉價租屋。台灣當代漂泊協會針對此社會現象，在2010年舉辦「居無定所攝影展」，當中「隔板屋的蒼白世界」主題展，就紀錄著城市勞動者忍耐著廉價租屋的惡劣條件，避免跌入街頭的掙扎。同時舉辦的「買不起，租不起」文化批判論壇，更吸引許多年輕市民參加。青春的臉龐寫著擔憂與憤怒，不理解為何精力旺盛的年韶，卻被迫困居在一坪的隔板屋，為何再怎麼努力工作攢錢，卻怎樣也看不見安穩未來。

      甚至恐懼的想著，當隔板屋也租不起時，會變成怎麼樣? 會成為遊民嗎? 會像電視新聞上面那樣，被青少年將屎尿灌進嘴裡或是被市議員在寒冬用潑水清掃的方式當成流浪狗驅趕嗎?「租不起」的後果，讓人感到害怕。所以再不好的居住環境、再不公平的房東條款，就像公共廁所無人清掃的惡臭，只能拼命忍耐著。但是忍耐，也意味過著每天提心吊膽的生活。遊民攝影班的成員聊起住隔板屋的經驗，就提到密密麻麻的木板隔間與到處外露的電線，讓人擔心火災發生將不堪設想。同時房東不換鑰匙，十個房間都是一個鑰匙，房客流動率高，會被他人闖入的恐懼時時存在。或沒有契約保障，房東可以隨時趕人、漲價或定出不合理的規定。例如有人碰到「房東說要把你趕走，不是真正趕，而是想漲房價，不好意思講，就給你挑」、「碰到不好的（房東），一個月電費收兩次，吃定了你」、或是禁止訪客等種種規定。

      儘管所有的日常活動被困在一張床上、白日與黑夜一樣陰暗、抽風機抽不走的悶熱滯黏，對阿文而言，這月租3千元的隔板屋卻得來不易，讓他可以脫離街頭，恢復一點在隔板裡的隱私權與安全。阿文斬釘截鐵的說「只要有錢租屋，就絕不放棄」。但是，這點卑微的願望，在工作時有時無、收入低、無保障的環境下，有時也很難守住。根據當代漂泊的調查，台灣許多的底層勞動者，隨著勞動力市場的吸納排出，過著跟寄居蟹一樣不斷遷移的生活。當被就業市場吸納，收入所得能擔負食物、交通與租金，即可暫時棲身隔板屋或雅房。一坪大小，僅能迴身的空間，至少讓身體與心靈有個隱私靠航，與置身街頭終日緊繃有著截然不同的差異。然而不穩定的工作結構、低收入、低儲蓄，一旦失業就變成重大危機，付不出租金而成為無固定居所者。若手上還有些餘現金，一日百元的網咖成為次要的選擇，身分也從租客變成網咖難民。若進一步吃緊，只得遊走城市，尋覓暫歇的角落──公園、車站、街道、廟宇、港邊、橋下、醫院、墓地，都是不得已中的生存選擇，身分也從網咖難民轉變成露宿者。

      隔板間、網咖與露宿，三種不同的居住型態，見證了台灣越多勞動者正在喪失的居住人權。不穩定的勞動結構與低薪資，使得許多勞動者陷在就業、非充分就業與失業的怪圈中，日復一日的找工－打工－失去工作；從而也日復一日的徘徊在不同的居住型態間，成為不停漂泊的台北寄居蟹。距離當初辦展的2010年，2年過去了。但是住進隔板屋的人們，卻從中高齡打零工者擴大到高學歷、有穩定收入者，在冬嚴寒夏燠熱、破敗朽壞、隔了又隔的違章建築與頂樓加蓋努力生存著。惡化的速度，就像外資流入炒房的速度，就像建商推土機剷平民房的急速。於是，我們知道了，當一個豪宅天龍國出現的同時，另一個隔板屋天籠國也形成了。那是一個看似不相干，其實互相生成的過程。

2012年05月14日 / 蘋果日報

戴瑜慧（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大眾傳播與媒體藝術研究所博士候選人、當代漂泊執委）

     自冬徂夏，對貧無立錐之地的街友，卻是在冬日受到議員潑水的羞辱，到初夏遭到少年以糞尿灌頭臉的殘虐攻擊。許多市民網友，在驚呼可惡與感到憤怒外紛問道：「那個潑水的呢？」這樣的提問，是因為社會清楚的看見，那個仗著公權力公然欺壓社會最弱勢的群體，和今天少年犯行之間的高度相關性。令人擔心台灣將步上美國後塵，孳生可怖的青少年仇恨犯罪問題，屆時受害的將是整體被歧視、仇恨與暴力污染的台灣社會。

     所謂的仇恨犯罪是指受害者僅因其所屬的某些特別身分而受到侵害，例如種族或民族、國籍、信仰、性別、性取向、身體殘障或精神殘障或具有一種或多種此類「真實的」或「被視作的」特徵的人或團體有關聯而被視為攻擊目標。如同被潑糞的遊民反問少年，「我和你有仇嗎？」少年笑著說，「沒有啊！無聊」。犯罪再也不須理由，只須歧視，就可大方為惡。或許有人認為少年是無知妄行，但對照社會有權勢者的言語，例如指摘命令政府與公益團體「不准發便當給遊民（這樣才能刺激遊民）」，或是妖魔化遊民（到處尿尿大便是殺人犯強姦犯）來正當化自身的歧視行為，甚至率領來勢洶洶的支持者要與批評者公開較量或是利用法律控告威嚇批評者。今天，當少年欺負人卻嗆聲，「怎樣，過來啊！」這樣熟悉的言語，印證了有樣學樣的社會效應。

犯行可怖將飆高

     為什麼仇恨犯罪可怕，需要加重刑責？第一，只因為歧視就無端傷人，如美國加州司法部部長所言，是所有犯罪當中最不人道的犯罪。第二，仇恨犯罪會造成恐懼情緒的擴散，讓受害者所屬的團體人心惶惶活在恐懼之中。第三，仇恨犯罪如同潘朵拉的盒子，在歧視語言與社會仇恨滋養下，犯行可怖程度不斷飆高。研究指出「懶惰鬼」、「敗類」、「寄生蟲」、「人渣」等社會標籤將造成對遊民的去人化。由於「遊民」不是人，而是可以消滅驅逐的害蟲，在這樣的心理支持下，讓施暴者不斷升高對遊民仇恨犯罪的可怖程度。如美國National Coalition for the Homeless的年度仇恨犯罪調查指出，自1999年開始有上千起對遊民的攻擊，傷害致死者有291件。除了用球棒、高爾夫球棒毆人致死、強暴、丟石頭外，甚至令人髮指的將遊民潑上汽油活活燒死。
當代漂泊2010年針對台北車站遊民的調查指出，高達30％的遊民在露宿時曾遭受攻擊，普遍對人身安全感到擔憂焦慮。曾有女性遊民提到，被小學生丟石頭攻擊以及睡覺時被人捏鼻子，那種恐懼難過至今都難以言語。也曾有遊民肋骨被敲斷，只因為犯行者想聽到骨頭碎掉的清脆聲。

須展開除污運動

     少年記了大過，暴行就會消失嗎？如果有權勢者依舊滿口歧視語言、如果公權力淪為霸凌人民的工具、如果正義始終不見伸張？不是在告訴下一代，來吧，有樣學樣。本月，美國加州警察Manuel Ramos因毆打遊民致死，終於被送上法庭。台灣呢？是要讓比糞尿更污穢的仇恨犯罪強灌人民口鼻，還是為了下一代、為了正義，展開除污運動，讓歧視者受懲，讓受辱者平反？

引用自: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20514/34226336

戴瑜慧

（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大眾傳播與媒體藝術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台灣當代漂泊協會執委）

本文刊載於中國時報2011年2月4日言論新聞 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1/112011020400079.html

原標題：「差一點變遊民」與「差不多遊民」

      年節，是一種慣例，包括團圓，包括送暖。「家家戶戶要團圓」，無家可歸者，也要施魔法般贈與他們一夜家庭的溫暖。於是遊民尾牙宴成為年年必有的慣例，社會賢達政治領袖，更兼任大家長的角色，發送紅包表達關切。湧起的悲憫情懷，讓人間看似有愛，對弱勢者的同情施捨，也維繫了社會本屬一體的連帶。送暖中，對照無家遊民的悲涼，一年的不順遂，都成為「還好」、「至少」、「比起來」，社會集體也再次確認自身的安全，至少「我們」還不是「他們/遊民」。

      就像MC HOTDOG歌曲《差不多先生》中的歌詞「差一點變遊民」。「變成遊民」，已經成為當代社會的集體恐懼與惡夢。但，這個「差一點」，讓心情差很大，讓普羅小民尚心存僥倖，認為惡夢畢竟只是夢，感覺遊民與我們畢竟分隔兩個世界。

      但是，如果這個「 差一點」的界線已經鬆動了呢？如果你以為不會變成遊民的人，已經是「差不多遊民」了呢？儘管政府最新公布，經濟成長率突破一○％，失業率降至五％以下，但這新春好彩頭，還是掩不住數月前主計處公布，台灣高達三六○萬戶月收入三萬元以下，超過百萬人月收入不到二萬，帶來的社會震驚。

      沒有人知道到底這群百萬貧民，在房價物價飆漲的社會，是怎樣的生存處境？為了解答這個疑惑，台灣當代漂泊於二○一○年底耗時數月，針對台北車站遊民進行近年首次大規模的社會調查。調查結果指出，人會變成遊民，並不是因為懶散不工作。因為高達九成的遊民，在成為遊民前，都有工作，並以正職工作六二．九％為主。這些工作包括工地粗工、清潔工、工廠作業員、舉招牌工、廚房雜工、廚師、船員等等。甚至有十一．四％遊民，曾經擔任過老闆。

戴瑜慧（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大眾傳播與媒體藝術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台灣當代漂泊協會成員）

郭盈靖（遊民行動聯盟召集人／台灣當代漂泊協會成員）

繁花盛開，該是一場美麗盛宴。為了滿足這場為了台北市首長選舉大業鉅資耗辦的花博盛宴，台北市必須在今年11月，以美麗、富裕、歡樂的姿態呈現。當台北市民為無限攀高的房價所苦；當貧富差距史上最高；當越多的人群成為窮忙族，那所謂的美麗，必然是虛假，並且是透過獨裁暴力手段達成的虛假。是的，遊民不美觀，那掩不住的悲傷容顏，配不上花博該有的歡樂節慶氣氛。那一個個寒蹭，包著睡袋雨衣的家當，更是礙眼，無言的戳破台北城的富裕假象。

自以為承辦花博是青史大事興奮不已，為了選舉更是熱血沸騰的市政府，在只准成功的命令下，祭出了前所未見的國家暴力手段，務必將「丟人現眼」的遊民，限期掃蕩出城。或許當局者，對於這樣的鐵腕，是感到欣慰的，頓時讓台北花博，得以和北京奧運，南非世足齊名。不過這個名聲，是獨裁者的名聲。北京奧運以流血方式驅趕遊民、農民工、蟻族。南非警方甚至祭出格殺令對付窮苦的遊民、外國移民和街頭小販，而遭到國際特赦組織的公開譴責。一場台北花博不僅將台北人權指標急速降級到與獨裁政權等級，更是大步倒退到戒嚴年代。因為在戒嚴時期將遊民視為犯罪者，可由警察任意取締的政策，在民主化運動之後，已於1994年廢除。

今日市政府對遊民的驅趕已經不只是獨裁手段，更透著暴力陰狠。市政府的公務員們該是衣食無憂吧，無法理解同一個城市內竟已有許多市民，過著一日一餐，甚至是兩天才有一餐的貧苦生活。這餐飯，對他們來說，已經不只是口腹之慾，更是活命的關鍵。然而，為了驅趕遊民，北市政府竟「情商」善心人士，暫停發放便當。或許官員不知，這一狠招，打擊面已遠超遊民。因台灣目前有許多失業者、老人、婦女，因疾病無工作能力者，因身無分文，而與遊民一起依靠每日的救濟食物維生。第二，這招將人當做流浪貓狗驅趕的方式，或許有效，卻是狠毒非常。直是要將最底層人群的生路截斷，成為消失不礙眼的路旁餓死骨。第三，除了斷絕食物來源，台北市政府更不斷的惡意沒收丟棄遊民的包裹家當。這些家當都是遊民求生存的基本物件，包括保暖睡具、衣服、雨具、藥品、驅蟲劑等。任何一個物件被沒收，都將嚴重影響其生存機會。因為一旦著涼感冒，慢性病的藥物中斷停用，被健保體系排除在外的遊民，面臨的又是新的生死關頭。

「花博會營造出一個超越政治、跨越種族的美麗彩花新視界」，這是郝市長在花博官網寫的祝願。然而，我們看不到市長允諾的多元寬容新視界，卻親眼見證了政府官員為了選舉，「超越預算、超越做人分寸」的獨裁與虛偽。當代漂泊協會與遊民行動聯盟強烈要求北市府立刻停止驅趕，停止沒收，停止騷擾等所有迫害底層人民生存權的暴力行動。如果窮苦人撕心裂肺的哭喊聲，市府繼續充耳不聞；如果為了拼做秀，斷食糧大沒收的驅趕政策，市府還要蠻幹。基於選民的自我權益維護，鑒於獨裁蠻橫政客對社會的未來危害，我們將組成選舉觀察團，持續監看北市府的人權紀錄，以協助社會選出「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欲欲之」的候選人。想要晉升為國際一流城市，憑藉的不是曇花一現的造勢，而是戮力提升市民全體福祉的市政。花博的百億經費，用途得正，可以讓喘不過氣的台北市民生活得更好。用途不當，卻是野心者蒙利，城市蒙塵，市民蒙羞，底層人蒙辱。

戴瑜慧（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大眾傳播與媒體藝術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台灣當代漂泊協會成員）

郭盈靖（遊民行動聯盟召集人／台灣當代漂泊協會成員）

    繼社會為內政部所公布的台灣貧富差距急速擴大，貧窮人數增加的數據感到震驚後，主計處連忙公布新的「經濟成長率預測值」，期望以此「利多訴求」安定軍心。然而就像之前的「ECFA」、「陸客團」，甚至「大陸省長團」等利多語言串，其催眠作用已掩蓋不住民眾的切身貧窮感，更無法遮蔽日益尖銳龐大的貧窮問題。不情願的部會，擋不住會說話的數據，這份資料，已經清楚證明政府放任推動非典型就業的結果，就是直接造成勞苦終日，不得溫飽的工作貧窮(working poor)人口，將台灣推入惡性發展的「窮忙年代」。

     首先，非典型就業直接造成社會兩極分化，也就是今日數據顯示的最高所得5%者平均所得450餘萬，為最低所得5%者平均所得6萬8千餘元的66倍。第二，造成貧窮的主要原因已經不再是二次戰後社會沿襲認定的懶惰或是特殊不幸(例如殘廢)。根據內政部數據，10萬8千戶的貧窮家庭當中，多達8萬戶因失業或從事非典型工作收入過低所致。也就是「勤勞致富」的年代不再，甚至已經淪為「越做愈窮」的「窮忙年代」。將近75%的貧窮家庭，並非不工作的懶人，而是因為不穩定，低薪資，高風險的非典型就業而越做越窮，陷入終身與貧窮為伍的惡性循環，長期以往更成為世代無法翻身的貧窮賤民。

    第三，由於台灣有著相對他國極度嚴苛的貧窮線認定，低收入戶人口占總人口數比率為1.14％，因此10萬餘戶的貧窮家庭的數字只是潛伏的冰山一角，台灣實際所面臨的貧窮問題已經衝擊到社會一般人群，甚至是一個社會理應有朝氣前景的青年。根據主計處98年統計，台灣從事臨時工作或勞動派遣等非典型工作的人口已達68萬7千人，當中有將近30萬人的薪資未達基本工資。根據台灣當代漂泊協會以及遊民行動聯盟的調查，因為過低的收入，導致目前已有許多人群被迫過著「有住無吃」或「有吃無住」的生活。亦即每個月數千元的收入，全部投入租一坪大小的隔板屋，食物部分則四處尋找救濟的便當麵包發放。一位貧窮朋友一次就拿著領取來的麵包，已捨不得的口吻說「已經三天了，丟了可惜，但吃了怕生病」。另外一種情況則是用僅有的錢保吃，過著時常被驅趕，日夜擔憂人身安全的遊民生活。亦即台灣社會實際的貧窮問題已非侷限於貧窮線下的「低收入戶」，尚有「遊民群體」，陷入飢餓問題的「蝸居族」，以及一群隨時會跌入到此種困境的龐大「非典型就業人口」。

第四，非典型就業不但直接造成極端的貧窮，更是典型的「勞苦終日、貧苦一生」，人的生存意義只剩下宛如牛馬般勞動直至病倒累死為止。內政部公布最低人群5%的平均年收入6萬8千元，平均每月5千餘元的收入，對許多台灣人民，特別是台北居民而言，非常難以想像要如何過活。但目前四處觸目可見的舉招牌工作，就是這樣的高勞動，低薪資性質。舉招牌是許多貧窮朋友的固定工作。這項工作通常一周只有兩次(周末為主)，一天八個小時。而其薪資更一路從900元被削價到不到700元。亦即就算烈日大雨也去工作，每個月八次，也僅有5600元的收入。有些貧窮朋友就是因為在惡劣天氣中舉招牌而生病，更有中風過的朋友，也因為長期的非典型就業工作，而身體狀態持續惡化。 

中國時報 【郭盈靖、戴瑜慧】

       隨著選戰將近，再度有議員選定社會最底層的遊民做為爆料點，透過媒體強行將一個個遊民夜宿在台北車站，睡在地板或紙板上的睡覺模樣強行曝光。這群因為貧窮而被迫夜宿車站的人們，艱困的睡在冰涼僵硬的地板上，只為了抓緊數小時補眠，好有體力應付明日低薪資高勞動的打工生活。然而，正在他們難得終於可以躺下的數小時時間裡，卻再度被社會有權勢者，強行消費。一張張淒涼的紙板，被形容成「治安死角」，一個個睏倦不已，因長期外宿而病痛纏身的身軀，被形容為令人恐懼的「犯罪者」、「治安危害者」。

    　其實研究報告、主管單位、甚至警察機關也都已經數次清楚表明，遊民的犯罪率極低。指控遊民為「犯罪者」或「犯罪嫌疑人」，並非出於事實調查，反而是建立在對遊民妖魔化的想像以及各式刻板化的社會標籤，例如，遊民就等同於懶惰，骯髒，不工作。然而，被受訪，一臉無奈的警察，也指出「停車場裡不都是遊民，有些白天他會出去工作，晚上可能他一時找不到房子，暫時來這邊」。每天巡邏，面對這群艱困人群的警察，道出了台灣現今遊民組成樣態的變化。

    　在社會變遷下，台灣的遊民已非過往因老弱殘疾，失去工作能力者。而是在社會貧富差距拉大，勞動型態越加不穩定，及勞動彈性化快速增長趨勢下，工作所得過於微薄，而無法負擔棲身之地的底層勞動者。這群勞動者，長年工作不穩定，從事的又是勞動力市場中最沒有保障的臨時工、派遣工與外包工作。每月僅幾千元的收入，生活尚不足以餬口，遑論租屋，因而露宿街頭。

    　這群人終日勞動，例如舉紙牌一日八小時，薪資卻一路從九百元降到七五○元，甚至七○○元。一整天十幾個小時颳風下雨，還得像柱子一樣站著不動，微薄的薪資還一路被殺價。大樓洗牆工人冒著生命危險，為一坪二百萬的豪宅刷洗，保持名流的光鮮，但一個月有十天是開工日，就算幸運了。該譴責的不是這群無路可去，夜宿車站的艱困人群，而是那個將人們擠壓到勞苦終日，卻居無定所的社會結構。

    　其實遊民不僅不是破壞治安的犯罪者，相反的，他們是最常受到攻擊，也最害怕受到攻擊的一群弱勢者。根據針對遊民進行的調查，他們選擇露宿地點的最重要考量，就是安全性。在車站睡覺，雖然時常被驅趕，雖然全家家當會被丟掉，但有時候，有認識的人，有燈光，還可以互相照看，降低被攻擊的機會。儘管如此，許多遊民都有失眠的問題，因為社會對遊民的仇視，使得遊民經常是伴隨恐懼入眠。睡到一半，被言語威脅、丟拾石頭、被腳踢，突然有人捏住鼻子等等恐怖的狀況，時常發生。美國已經立法將針對遊民進行的攻擊，列為加重刑罰的「歧視罪」。但台灣呢，不僅對遊民遭暴的情形不聞不問，甚至任由有權勢者再三的消費欺壓遊民，只求一己曝光私利。

    　要開戰，請向貧窮開戰，請向製造窮人的不公社會結構開戰。要質疑公共領域的使用正當性，請檢討國家過去十年賣地五千萬坪的政策，請反思為一坪二百萬豪宅禮讚的同時，越多的人群連一坪棲身之所都無的困境。將挑窮人開刀，將所有「非我族類」都趕出去，眼不見為淨，是讓台灣社會公然走向路有凍死骨而不覺羞恥的社會。

    　（郭盈靖為遊民行動聯盟召集人；戴瑜慧為美國南伊利諾州大眾傳播與媒體藝術研究所博士候選人，遊民行動聯盟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