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漂泊

      這幾年民眾對經濟成長的「無感」，已經習以為常。這種現象反映在經濟數據上，乃是經常性收入或薪資的停滯甚或下滑，而反映在生活的體驗上，則是對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擔心甚或不滿。

     當大多數民眾對經濟發展的成果沒有共同分享的感受時，必定代表這個社會正在逐漸步入財富與所得集中化的過程，而當大多數民眾對經濟分配差異擴大的感覺越來越強烈時，也必定代表民眾對社會公平正義的渴望與期待已瀕臨至最高極限。

     對政府而言，這種「無感」與「有感」的對稱特性，毋寧才是最需要關注的焦點。民眾對經濟發展的「無感」固然是一種值得注意的警訊，但民眾對分配差異的「有感」更應是一個執政者不可忽視的威脅。

    　長久以來，我國的稅前與稅後所得分配皆呈現益愈不均的趨勢，前者的原因很複雜，包括經濟、產業以及社會結構與型態的改變所造成；但後者的因素則很單純，亦即租稅的重分配功能不彰所導致。

      尤其是，當稅前所得的分配越趨不均時，政府更需要加強租稅的重分配功能，其除了可以抵銷稅前所得分配的不利影響之外，還能夠進一步發揮平抑稅後所得不均的效果。

     然而，從實際稅前與稅後所得分配的比較分析可知，近年來，我國租稅的重分配效果乃在不斷地削弱與遞減中。相對於政府的社會移轉性支出，租稅的重分配功效只占十分之一不到，遠落後於社會福利救濟措施。

    　在我國，不管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租稅一直都扮演著為經濟發展服務的角色，喪失了其支應政府公共支出的本體性功能，以致造成稅基侵蝕嚴重，稅收增加不易，租稅公平性益愈惡化的結果。每一個政黨剛一上台幾都誓言做租稅改革，陳水扁執政8年伊始便成立了財政改革委員會，宣稱勵精圖治，追求財政收支平衡。

     但結果卻是政府年年赤字，債務不斷攀升，租稅優惠有增無減，財政紀律瀕臨崩解邊緣。馬英九就任迄今3年亦不遑多讓，大張旗鼓地成立了賦稅改革委員會，揚言全面改革稅制，建構順應世界潮流的優質租稅環境。

     但結果卻是政府赤字更加擴大，債務餘額累積更加快速，減稅措施更加成為改革的主流，財政危機更加導致國家主權信用評等的降低。令人難過的是，每遇選舉，朝野政黨皆只知相互指責與攻訐，毫無反省檢討的真心與能力，其實雙方罵的都是執政時的自己。

    　台灣的經驗告訴我們，如果是單純的財政赤字問題，執政者通常會把它當成是一項財務壓力，剛開始都會提出洋洋灑灑的開源節流方案或財務收支改善計畫，但一旦遭遇阻力或執行無效，便會兩手一攤，用舉債來解決，讓問題繼續延宕惡化下去。

     惟如果財政赤字的背後涉及租稅不公，甚或引發貧富差距擴大之社會反彈，則在各方撻伐的壓力下，政府才會被迫有所作為，提出「加稅」的稅改主張。民進黨執政時代的「最低稅負制」固是如此產生，如今國民黨執政，促產條例減免稅的取消以及「奢侈稅」的實施亦都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得以成功。

    　然而，不幸的是，馬政府在這三年中卻同時也做了幾件對所得分配與貧富差距造成傷害的事情。第一件是大幅調降遺贈稅率並提高免稅額。這項作法只對那原本會被課到重稅的百分之五的富人有好處，嚴重斲傷租稅公平。

     尤有甚者，由於連贈與稅率也降至10％，因而有錢人透過買保險的方式將財富移轉給子女，可以選擇繳交贈與稅而規避掉最低稅負制20％的稅率，大大減損了最低稅負制的「抓漏」功能。同時，由於土地遺產本即不用課徵土增稅，遺產稅率調降後，大幅減少了土地移轉的稅負，使得土地變成有錢人遺產規劃中的最佳選項。

    　第二件是將營所稅率降至17％，卻未同時提高未分配盈餘加徵課稅，致使有錢人將營利所得保留於企業的稅差利益增加，減少發放股利的誘因，從而削弱了綜所稅對股利的課稅效果，也擴大了有錢人避稅的漏洞。

     第三件則是調降綜所稅最低三級距的稅率並提高數項扣除額。馬政府的原意是想要藉此討好中低所得者，並扭轉社會對其稅改傾向富人的批評，未料這種作法的後果卻是更惡化了稅後所得分配。

     由於高所得者亦同樣可以享受這些給予中低所得者的減稅好處，雖然高所得者得到的減稅利益相對於其原應繳納的稅負而言，所占的比率可能低於中低所得者，但相對於申報所得而言，高所得者獲得的減稅利益比率卻遠比中低所得者為高，因此稅後所得分配的高低差距反而更為擴大。

    　逝者已矣，來者可追。如果馬政府真的想要彌補過錯，在僅剩的一年任期內，至少須趕快追做三件事：其一，對土地遺產的移轉課徵土增稅；其二，將個人最低稅負制的免稅額調降至300萬元；其三則是未分配盈餘加徵稅率提高至15％以上。果如是，對目前備感選舉民調壓力的馬政府，或許還能有些亡羊補牢的效果吧。

引用自: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3/1220110511004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