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漂泊

2010/07/26 台灣立報

記者李宜霖台北報導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副教授王增勇關注街友議題，參與街友相關活動、論壇不遺餘力，曾為《底層流動／流浪的世界》街友攝影書寫序。他說：「視角的轉換是街友行動的重要意義。」

王增勇最早接觸街友，是透過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郭盈靖的研究。王增勇認為她的街友論文把聲音還給被研究者，包括研究的題材與資料，資料的取得與詮釋，都還給街友。他說學術的世界也反映一般對街友的看法，包括社會工作者認為街友有問題，需要幫助，但王增勇表示，真正的情況要透過街友的眼睛，看到街友的世界是什麼。

街友是流動的現象，非單一因素造成。王增勇指出，台灣一開始對待街友不是採用社會福利體系，2、30年前街友由警政單位處理，街友被發現時，就會被送到警察局，被視為治安的問題；近20年開始由社會福利接管，但是並沒有解決真正問題，只是讓街友離開街頭，不要干擾主流社會運作。

王增勇指出，西方主流價值認為，街友跟60年代精神病患去機構化的政策扣連在一起，污名化地認為精神病患被從病院放出來後，街友數量增加；晚近才認為街友跟都市更新政策有關，例如紐約曼哈頓開始都市更新，中上階級藝術欣賞場地開始興建，許多老舊房子拆掉，紐約的街友逐漸增加。

居住是基本人權

福利國家的要素除了教育外，重要是居住。王增勇認為，國家房屋政策跟土地利用政策，把住宅變成商品，把居住變成有一定消費能力才能擁有，不再視為是人基本的權利。他表示，居住不是商品而是權利，土地的增值、成長應歸於公共利益所有，不應變成個人獲利工具。

台灣1988年無殼蝸牛運動時，是台灣少數對於房價波動，用社會運動來要求居住權利。20年過了，情況愈來愈嚴重，許多人遭到慢性迫遷。王增勇表示，社會本來有涵養弱勢的能力，但是社區被商品化所重組。

王增勇曾參與萬華老人居家服務，他發現老人有視力障礙，但社區彼此認識，當老人坐在門口，聽街坊誰經過，就會跟鄰居喊需要什麼；居家服務沒有幫到什麼忙，反而是依靠老舊社區社會網絡。但是當都市更新，社區的社會包容、文化完全被剝奪、取代。

社會福利缺安全網

王增勇表示，貧窮有兩種政策，一種是絕對貧窮，有一個貧窮線，你必須經過審查才能成為低收入戶；比較進步的方法是用相對貧窮，貧窮是結構的問題，國家應進行財富重新分配，只要你收入是全部人口20％以下，你就是低收入戶，受到國家政策保障。

王增勇認為，台灣的社會救助的低收入戶政策，並沒有提供一張很好的安全網。台灣有全世界最低的低收入戶比例，只有1％，10年前只有5％，連北歐國家低收入戶都有15％到20％，台灣是因為行政程序過於複雜，以致於真正有需求者，無法進入社會救助。

王增勇說，社會安全網無法發揮功能，國家住宅商品化，社會福利又不健全，讓許多人成為街友。

王增勇提到窮人很少有機會集結，台北市有4個低收入戶住宅社區，當地家長會讓孩子越區就讀，因為家長認為社區裡的孩子會相互帶壞，不會因為共同身分而有相互扶持與認同。

王增勇說，台灣貧窮文化讓底層的人沉默，例如成為低收入戶過程，社會價值觀對於一個人尊嚴的剝奪，社會要你承認家庭、市場上失敗，承認個人的失敗，認為自己不夠努力，所以必須接受政府補助。

王增勇舉例，落入貧窮被慈善團體認養的孩子，每個月要對認養人寫感恩的信，寫的信要被社工員檢查，裡面是否有不該表達的東西；如果孩子成功了，還要對中上社會表達，慈善團體沒有養錯人，有中產階級的獨立自主，沒有貧窮的依賴。

過去曾發生慈善團體進門，家長從後門跑掉，因為受不了慈善道德的勸說，脫貧的方法往往成為對底層的規訓；王增勇表示，貧窮有其文化，需要有新的社群與認同，讓大家重新認識底層文化。

王增勇在台灣當代漂泊協會舉辦的「買不起、租不起」文化批判論壇探討街友社會政策。（圖文／李宜霖）

@摘錄自台灣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