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貧富差距逐年擴大,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戶數倍增,但是,並未列為「低收入戶」的實際貧窮人口數,政府部門並無嚴謹統計,唯有在社會悲劇發生時,才顯露冰山一角。
最近,發生在嘉義縣的黃小妹事件,就是典型例子。住家離學校遙遠的黃小妹,每日依靠腳踏車上學,這輛車遭竊。父親不捨她遙迢往返,竟然去偷車給女兒,結果遭失主逮著、人贓俱獲,父女倆人被送至派出所。
這件竊案,就如義大利導演維多.里歐所拍攝的經典電影《單車失竊記》,差別是,電影背景是描述二次戰後的工人,為生活所迫行竊。如今,堪稱富裕社會的台灣也有相似情景。一者虛擬、一者為真,同樣折射出社會底層的一面。
黃小妹事件經由媒體披露後,引發迴響。各地善心人士,紛紛捐款解囊,也有人親赴黃家,表達各種協助之意。在此事上,媒體充分發揮對弱勢族群的關懷,值得肯定。不過,在後續反應上,大眾及公部門對待窮人的態度及作法,卻有商榷之處,值得進一步討論。
舉例說,有對夫妻到黃小妹就讀學校,表示要捐助三年學雜費,並對校方說:「他們住的地方,連我家的狗窩都比不上。」這句嘆息,由校方轉述,見諸媒體,從當事人的角度看,會產生何種感受?
以黃小妹的例子看,當她的住家環境、家庭生活毫無隱藏地暴露在社會大眾眼前,對一個處在青春期、具有敏感心靈的女孩,她的內心波動可想而知。
另外,嘉義縣政府與校方協調,幫忙兩兄妹住校的可能性。對於一個貧窮家庭而言,家庭成員彼此之間的緊密關係,經常是一種共同面對困境的力量。公部門欲安排住校的想法,會不會有反效果,並且使兄妹倆人在同儕間更標籤化、孤立化。
貧窮階級常處於缺乏社會支持網絡,也容易遭受社會的孤立和輕視。他們渴望和社會建立連結,但,同時是對尊嚴特別敏感的人,並不希望被視為特殊群體看待。
然而,公部門或大眾,面對貧窮家庭的行為模式及生活方式,有時也存有「指導性」心態,但,卻忽略他們的生活實踐力及主體性。舉電影《不能沒有你》的故事,社會福利單位強制將男主角的女兒送去寄養,使得相依為命的父女反遭拆散,這種適得其反的故事在現實生活也有許多案例。
在台灣,貧窮階層的存在與擴增,通常僅流於統計資料,學界對於貧窮問題的研究論文不知凡幾,其中援引國外理論進行分析,然而,這些努力是否能影響公部門更積極地面對貧窮問題,從現狀觀察是明顯不足。
或許在這種背景因素下,貧窮問題受到矚目時,經常是以個別事件,經由報章刊載,然後接連是各地社會資源湧入的模式來解決。各種平面、電子媒體普遍設立「慈善專戶」,鼓勵大眾針對個別案例捐款,可是又形成捐款資源過度集中。
台灣的貧窮問題,牽涉層面極廣,並非倚靠善款可以解決。有時,捐款反而形同買「贖罪券」,但貧窮問題真的解決了嗎?(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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