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盈靖(當代漂泊協會執行委員/社工)
轉載《TAHR PAS 2012冬季號:遊民、露宿者、無家之人專輯》 http://www.tahr.org.tw/node/1147
1530年,英國當權者頒佈法令規定,「遊民被發現在街上遊蕩,將被綁在馬車後方,加以鞭打到遍體流血為止,並要求遊民發誓回到原籍或最近三年所居住的地方”從事勞動”。如果被發現繼續流浪,第二次被捕,繼續施以鞭打並割去半邊的耳朵;如果還是繼續流浪,第三次被捕,以重罪犯論處死刑」。當時,15世紀末及16世紀,整個西歐頒佈懲治遊民的血腥法律,對遊民施以烙印、鞭打、酷刑、割耳、賣為奴隸、甚至處死,以迫使在圈地運動下,被拋出來的失業者,不在街頭遊蕩,習慣於雇用勞動制度。
16世紀,西歐各國令人瞠目結舌、膽顫心驚的懲治遊民法律,於當下,時隔482年,已經時空久遠?不!當權者驅趕遊民,從未成為歷史,而是與資本主義制度的誕生及發展,如影隨行。在世界各國,如美國、日本、香港、韓國等,懲治遊民的各項法令措施,仍是現在進行式。台灣也不例外。儘管資本主義國家,向來將民主、人權、多元掛在嘴邊,而台灣政府也向來宣稱人權立國,近年來更高喊居住正義,但公權力對於居無定所的底層遊民施以的各項驅趕排斥,例如潑水驅趕遊民、公共座椅架橫桿、拆除公共桌椅、警察頻繁臨檢、丟棄遊民家當等行徑,無疑像是照妖鏡般,照破台灣政府”人權大步走”的虛假幻境。
從古至今,遊民這詞和遊蕩、懶惰、無所事事等字眼緊緊相扣,遊民被視為”不正常的人”。社會普遍將遊民成因歸咎於不工作或個人行為偏差,因而如何矯正遊民回歸正常,常被視為良方,而懲治遊民、驅趕遊民,也被視為是拯救遊民脫離街頭需嚴厲執行的解藥。遊民都是不工作的懶人?遊民與工作是絕緣體?對此,許多研究指出,遊民並不是都沒有工作。當代漂泊協會2010年對於台北車站遊民做的140份問卷調查發現,遊民工作的比例超過7成(71.4%),打零工的比例高居首位(68.6%),高達8成(82.2%)每月收入低於5000元。而超過8成(87.8%)遊民都希望能夠有個遮風避雨的住所,然而,高達9成(86.4%)遊民表示,因為失業或工作不穩定,租不起房子 [1]。
工作不穩定、薪資低、勞動條件差、工作沒保障,是底層勞動者的共同處境。而居住型態與工作的穩定性、薪資所得多寡存在高度關聯性,例如近日蘋果日報大幅報導,為數眾多的失業者、低薪零工者為求棲身之所,住在陰暗狹窄不到3坪的房間。台北天籠國的現象,震驚社會。其中一家電子媒體記者訪問裡面房客,房客說,「會住這的,幾乎都是失業或打零工,如果連這裡都租不起,就是要去睡車站、公園了」。這現象顯示,當代非典型就業型態下,工作窮人與遊民一線間之趨勢越來越擴大,人一旦失業、工作不穩定或是遭遇變故,隨時都有成為遊民的風險。遊民,不是固定身分,遊民並非永世終是遊民,而是隨著就業型態不斷彈性化的過程,使其居住型態如同寄居蟹般不停轉變。當工資足以負擔房租,租得起每月3000至5000元1~3坪的隔板雅房,即租屋而居;當足以負擔房租的工作沒了,失業了或是打零工租不起隔板間,則又面臨露宿街頭的處境。
今年63歲,從事資源回收的山伯,儘管每晚出去撿回收,回家都已天明,但好幾個月收入微薄,已經2個月繳不出房租,紅著眼眶問我,「怎麼辦?房租再不繳,就要被房東趕出來了」;28歲的小海,好不容易找到電子作業員的工作,對於能在知名電子公司上班感到非常自豪,上夜班的他,下了班後,白天沒有住所可以睡覺,圖書館成了他休憩之所,身心俱疲的他,每次總跟我說,「我會撐下去!撐到工作比較穩定,薪水也存夠了,就去租房子,然後,年底要領年終,回南部老家過年」,然而,在他工作2個月,正當他感覺一切漸漸有希望時,收到公司簡訊通知「做到月底」的資遣通知,一切的夢碎了!58歲阿容,應徵大樓管理員保全,已經連續被好幾間公司以年紀太大為由婉拒,有一天,他帶著腳踏車,將腳踏車扛到天橋上,然後,再扛下來,他哀傷的問我:「為什麼我找不到工作?雖然我年紀比較大,但我體力還很好,你剛也看到了」;56歲石勇,露宿台北車站,打零工舉招牌為生,有一次,我看見他,步行緩慢,呼吸有點喘不過氣,我上前問他,「身體狀況還好嗎?怎麼了?」他搖頭說,「很不好。昨天,我去舉牌,下班時,要將牌子拿回工地放,雖然路有點陡,但工地其實就在不遠處,你知道我走多久嗎?走了將近一個小時,一般人應該十分鐘就到了,但我走了快一個小時。因為我走得很喘,邊走邊拖著牌子,沿途也不知道休息了多少次,然後,才好不容易走到工地」。
這一個一個一個活生生的人,在此刻當下,他/她每日生活裡的親身經歷,無以言說,旁人也難以體會。而高居廟堂的當權者,俯瞰而下,看見了什麼?感受到什麼?2002年,台北市議員質詢台北市長馬英九,萬華遊民如何解決?馬英九市長當時回答,「上任後第三年(2001年)遊民人數又開始增加,原因是經濟不景氣。這兩年經濟不景氣非常嚴重,所以遊民又回來了。…遊民都是失業的人,現在失業的有五萬多人,創下了台北有史以來最高紀錄。失業的問題是因為台灣整個經濟不景氣,拚經濟沒有拚出成果來嘛!」。2012年,在台北市政府潑水驅趕遊民,引發社會關注之際,馬英九總統在「治國週記」侃侃而談自己歷年對於遊民的關注,宣揚政績,如何幫助這群大部分有家歸不得,或者選擇不歸的遊民,回歸社會。2002年,馬市長大聲譴責的經濟因素與失業問題,在2012年,從馬市長變成馬總統後,這些因素完全隻字未題,都消失了。然而,根據主計處資料顯示,台北市2001年失業率為3.9%,2011年失業率為4.4%。失業問題更形惡化,經濟問題未見改善。不過,這些造成居無定所者生存困境與使得越來越多人成為遊民高風險族群之毒瘤,在當權者眼裡,毒素像是這群人體內自行產生,而當權者是拿藥解毒的拯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