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漂泊

08月09日：少數美學—底層的珍珠

當代漂泊「居無定所」攝影展

作者:徐明瀚

一個現代城市的視野中，有兩種少數。一種是高層的視野，一種則是底層的視野。高層的視野是由摩天大樓層峰階級和登高望遠的觀光者所共享，法國理論家米歇爾˙德˙塞杜(Michel de Certeau)在其名著《日常生活的實踐》第七章的<漫步在城市中>(Walking in the city)文中說得很清楚，摩天大樓的眼光總是將都市那晦澀的流動性凝固在一個透明的文本裡。然而這樣居高臨下的眼光卻無助於體驗這座城市，無法被偵測到的步履行進路線，更無從看到該步履的修辭形式是蹣跚亦或疾行。塞杜認為，行走才是體驗城市的最基本形式。不過行走在今日動線分明的城市中，大部分的人還是在一個被打理好的表層中游走，甚難體察到更為底層之人在孤居陋巷中的真實樣態，底層是另一種文化理解上的少數。

Photograph by寄居蟹, ©當代漂泊

在台北流落街頭的人，並不把自己說成是「遊民」或「街友」，因為遊民總帶有好吃懶做的歧視性質，而街友彷彿這輩子終究離不開「陋街之友」的身分，這群自命為「艱苦人」的群體，白天辛勤打工，薪資被人力派遣公司重重剝削。他們有時當高樓大廈的外牆清潔工，有時當人型廣告看板，有時則派報販送刊物，成為一枚枚都市景觀下的無言客體。相較於摩天大樓(skyscraper)式領土征佔的視覺習性，「艱苦人」(Taipei hard walker/worker)的視角則根據他純屬於己的生活：所有行當就在身上，而腳下立足之地就是他們的領土。因此這種視角成為獨一無二、無法取代的視野，自從有了「當代漂泊攝影班」的創立，他們更才有機會拾起相機替自己表象，並在每每拍下一個鏡頭的霎那，以及舉辦攝影展的期間，他們成為都市中的一種有聲音的主體。

其實我不是個會定期去看藝術類展覽的人
因為老實說 我就是大部分都看不懂
上個周末張北投的約會 找了我們去看一個攝影展
展什麼大家也都不是很了解
只知道是跟街友有關

展覽的場地跟我想像中的
有那麼一點不一樣

戴瑜慧（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大眾傳播與媒體藝術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台灣當代漂泊協會成員）

郭盈靖（遊民行動聯盟召集人／台灣當代漂泊協會成員）

    繼社會為內政部所公布的台灣貧富差距急速擴大，貧窮人數增加的數據感到震驚後，主計處連忙公布新的「經濟成長率預測值」，期望以此「利多訴求」安定軍心。然而就像之前的「ECFA」、「陸客團」，甚至「大陸省長團」等利多語言串，其催眠作用已掩蓋不住民眾的切身貧窮感，更無法遮蔽日益尖銳龐大的貧窮問題。不情願的部會，擋不住會說話的數據，這份資料，已經清楚證明政府放任推動非典型就業的結果，就是直接造成勞苦終日，不得溫飽的工作貧窮(working poor)人口，將台灣推入惡性發展的「窮忙年代」。

     首先，非典型就業直接造成社會兩極分化，也就是今日數據顯示的最高所得5%者平均所得450餘萬，為最低所得5%者平均所得6萬8千餘元的66倍。第二，造成貧窮的主要原因已經不再是二次戰後社會沿襲認定的懶惰或是特殊不幸(例如殘廢)。根據內政部數據，10萬8千戶的貧窮家庭當中，多達8萬戶因失業或從事非典型工作收入過低所致。也就是「勤勞致富」的年代不再，甚至已經淪為「越做愈窮」的「窮忙年代」。將近75%的貧窮家庭，並非不工作的懶人，而是因為不穩定，低薪資，高風險的非典型就業而越做越窮，陷入終身與貧窮為伍的惡性循環，長期以往更成為世代無法翻身的貧窮賤民。

    第三，由於台灣有著相對他國極度嚴苛的貧窮線認定，低收入戶人口占總人口數比率為1.14％，因此10萬餘戶的貧窮家庭的數字只是潛伏的冰山一角，台灣實際所面臨的貧窮問題已經衝擊到社會一般人群，甚至是一個社會理應有朝氣前景的青年。根據主計處98年統計，台灣從事臨時工作或勞動派遣等非典型工作的人口已達68萬7千人，當中有將近30萬人的薪資未達基本工資。根據台灣當代漂泊協會以及遊民行動聯盟的調查，因為過低的收入，導致目前已有許多人群被迫過著「有住無吃」或「有吃無住」的生活。亦即每個月數千元的收入，全部投入租一坪大小的隔板屋，食物部分則四處尋找救濟的便當麵包發放。一位貧窮朋友一次就拿著領取來的麵包，已捨不得的口吻說「已經三天了，丟了可惜，但吃了怕生病」。另外一種情況則是用僅有的錢保吃，過著時常被驅趕，日夜擔憂人身安全的遊民生活。亦即台灣社會實際的貧窮問題已非侷限於貧窮線下的「低收入戶」，尚有「遊民群體」，陷入飢餓問題的「蝸居族」，以及一群隨時會跌入到此種困境的龐大「非典型就業人口」。

第四，非典型就業不但直接造成極端的貧窮，更是典型的「勞苦終日、貧苦一生」，人的生存意義只剩下宛如牛馬般勞動直至病倒累死為止。內政部公布最低人群5%的平均年收入6萬8千元，平均每月5千餘元的收入，對許多台灣人民，特別是台北居民而言，非常難以想像要如何過活。但目前四處觸目可見的舉招牌工作，就是這樣的高勞動，低薪資性質。舉招牌是許多貧窮朋友的固定工作。這項工作通常一周只有兩次(周末為主)，一天八個小時。而其薪資更一路從900元被削價到不到700元。亦即就算烈日大雨也去工作，每個月八次，也僅有5600元的收入。有些貧窮朋友就是因為在惡劣天氣中舉招牌而生病，更有中風過的朋友，也因為長期的非典型就業工作，而身體狀態持續惡化。 

2010/08/24 中國時報

戴瑜慧、郭盈靖

繼社會為內政部所公布的台灣貧富差距急速擴大，貧窮人數增加的數據感到震驚後，主計處連忙公布新的「經濟成長率預測值」，期望以此「利多訴求」安定軍心。然而這份資料，已經清楚證明政府推動非典型就業的結果，就是直接造成勞苦終日，不得溫飽的工作貧窮（working poor）人口，將台灣推入惡性發展的「窮忙年代」。

在台灣，非典型就業直接造成社會兩極分化，也就是數據顯示的最高所得五％者平均所得，為最低所得五％者平均所得的六十六倍。而造成貧窮的主因已不再是二次戰後社會沿襲認定的懶惰或是特殊不幸（例如殘廢）。根據內政部數據，十萬八千戶的貧窮家庭當中，多達八萬戶因失業或從事非典型工作收入過低所致。也就是「勤勞致富」的年代不再，甚至已經淪為「越做愈窮」的「窮忙年代」。將近七十五％的貧窮家庭，是因為不穩定、低薪資、高風險的非典型就業而越做越窮，陷入終身與貧窮為伍的惡性循環，長期以往世代更無法翻身。

根據主計處九十八年統計，台灣從事臨時工作或勞動派遣等非典型工作的人口，已達六十八萬七千人，當中有將近三十萬人的薪資未達基本工資。根據台灣當代漂泊協會以及遊民行動聯盟的調查，因為過低的收入，導致目前已有許多人群被迫過著「有住無吃」或「有吃無住」的生活。亦即每個月數千元的收入，全部投入租一坪大小的隔板屋，食物部分則四處尋找救濟的便當麵包發放。另外一種情況則是用僅有的錢保吃，過著時常被驅趕，日夜擔憂人身安全的遊民生活。亦即台灣社會實際的貧窮問題已非侷限於貧窮線下的「低收入戶」，尚有「遊民群體」，陷入飢餓問題的「蝸居族」，以及一群隨時會跌入到此種困境的龐大「非典型就業人口」。

非典型就業不但直接造成極端的貧窮，更是典型的「勞苦終日、貧苦一生」。內政部公布最低人群五％的平均年收入六萬八千元，平均每月五千餘元的收入，對許多台灣人民，特別是台北居民而言，非常難以想像要如何過活。但目前四處觸目可見的舉招牌工作，就是這樣的高勞動、低薪資性質。舉招牌是許多貧窮朋友的固定工作。這項工作通常一周只有兩次（周末），一天八個小時，而其薪資更一路從九百元被削價到不到七百元，每個月八次，也僅有五千六百元的收入。有些貧窮朋友還因為在惡劣天氣中舉招牌而生病。

更值得注意的是貧窮問題已經衝擊到傳統所認為的社會中堅。目前的遊民生態已非傳統的老弱病殘，更已有青年遊民、中壯年遊民，以及家庭遊民。一位大學畢業的朋友，描述自身的派報經驗。每日大清早，到派報公司報到，等待工作地點派發，背著厚重的ＤＭ海報，挨家挨戶投寄，工作時間超過八小時，日薪八百元，即使全月無休，仍賺不到二萬元。

走過「台灣錢淹腳目」的年代，台灣社會需要一改過往五○年代對貧窮問題的想像，以新思維、新態度嚴正的面臨「貧窮問題」。然而從內政部將貧窮人口增加誤導為政府擴大照顧弱勢者的假言搪塞，主計處的經濟成長煙霧彈釋放，以及行政院將球丟回社福機構或是呼籲富人施捨，都說明當前的政府體制根本無心改變既有的錯誤政策方針，反而企圖以信心喊話，模糊焦點的方式，暫時平息民怨。

2010/08/23 台灣立報

記者李宜霖台北報導

城市不斷發展，地價一直上漲，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助理教授黃麗玲觀察到，城市的成長，看不到背後的受害者，也產生更多的社會隔離。

土地商品化難擋

黃麗玲表示，亞洲地產上漲，過去10幾年來，成為普遍的現象，尤其在亞洲城市，地產上漲是很重要的部分。台灣從過去10年以來，產業有一些困境，政府依賴地產，在過去10年地價上的波動、成長非常快，公告土地現值總額，從2千年的14兆，2010年市價總額變成16.7兆。她說，台北市經濟在擴大，很多是透過地產的價值而來，包括地主、房仲業，但很多人不能進入這個經濟成長，包括街友。

黃麗玲觀察到，台北市房屋稅、地價稅是主要稅收來源。每一次選舉政策，都是強調大建設，需要跟建商配合，例如台北巨蛋，遠雄成為台北都會區大家想積極拉攏的房地產對象。手上有房地產的人希望房地產一直上漲，政策上也一直哄抬房地產上漲，大型都市開發製造了一個幻覺，讓大家以為台北不斷成長，是現代化的進步城市。她認為，很多公共建設透過BOT方式，政府提供很多的土地跟資源，資源來自於人民，投注在與私人企業共同發展。

許多人一輩子投資在住宅商品上，沒有房子的人，希望住屋能更便宜，但一有了房子，就反過來希望價格不會下滑。黃麗玲認為，政府忽略公有住宅，而是推動大眾進入住宅市場，降低利率、增加房屋供給，結果加速了土地、住宅商品化。

國有財產局明令大型公有土地禁止標售，政府仍不斷出售公有土地。黃麗玲表示，台灣在都市地區或非都市地區，擁有很多公有土地籌碼，但都市、產業轉型後，政府不有效利用，反而大量賣出，如果政府要做公有住宅供給，為何不將好的地點，興建社會、公有住宅？她說，北市政府打算將3塊地作為公有住宅出租，鎖定租給學生、銀髮族，補貼租金8折，但租金仍高昂，也無法解決住宅問題。她認為，住宅政策需要政府土地及資源的投注，政府把公有地賣掉，可是並沒有把相對的資金拿來蓋公有住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