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漂泊

    　都會區的流浪漢，無論是遊民或街友的稱謂，是取消個人的身分認定差異性。「遊民現象」是社會選擇的後果，緣於無力謀生或遭到解雇或其他原因，或許各有其不同的生活故事。以社會規範的道德量尺放大到所謂「遊民」的顯影，是以強勢公權力打壓弱勢百姓，同時只是反覆建構汙名的標記而已。遊民固然造成社會秩序問題，但以水柱噴灑手段的法西斯心態更令人非議，即使事後以「玩笑話」辯解，無異於歷史上對待「非正常」者的再現。

    　由歷史鳥瞰，歐洲十字軍東征結束後，社會建立收容所，將痲瘋病人、流浪漢、竊賊及瘋子共同監禁，瘋狂者、流浪者這些遠離「正常」規模的「非常」者，就被視為如同犯人般，對於社會秩序的維護同具破壞力須加以集中控制。後來，雖然有人道觀點進行解放，但精神異常者、遊民，卻在社會以維護安全與治療矯治的「再機構化」編制下，成為邊緣的族群。

    　可嘆的是，如今卻發生中世紀「驅逐術」。台灣社會所謂「全球化」菁英在精神上超越地域限制，實質上卻又意識形態凌駕一切，驅除邊緣不安的雜質。我們要排除的雜質是來自於每個人否認的內在暗影，或是城市/社會不願面對的真相。當市政府以冷水在寒夜噴灑街友，是一種審級機構的權力霸淩，意圖讓冷水突然沖下，街友措手不及；如果街友拒絕離開並認錯，就再對其沖水一次。水的功能使人感到痛苦，它打斷街友日常秩序，由此使人重新回到其試圖迴避的現實世界中來；它令人受挫，使人清醒地面對自我，彷彿拆解了社會「不定時炸彈」使之歸零。然而，執行政策者的藐視人權作法，自以維安自居實則本身的舉止就是瘋狂。

    　我們害怕「異類他者」竊取我們的生活方式，以及對圓滿家園的想像，於是我們同時也把我們的恐懼和憎厭，投射在異者身上。但深刻入裡地考量社會上，即使有「家屋」空間卻可能是居住在「鐵皮屋」、「貨櫃屋」，或是「新貧族」、「租屋戶」或「無殼蝸牛族」。思想家福柯曾提出「異質空間」概念，意味著主流社會建構的都市空間忽略真實的民間草根生活，未來的都市空間將必走向另類平權的趨勢，議即將來都會（城市）有更多弱勢另類的異質混雜空間。

    　然而，當立法院在選前罔顧正義通過行政院版本《土地徵收條例》修正案，我們明白「受苦」被取而代之的是「偏差」、「病態」。人類的受苦涉及生活上未可言宣的、難以承受的、驚懼的經驗，它經常抗拒語言表述，卻被收編為症狀表徵，而且是「非正常」的指標。

    　托爾斯泰說：「幸福的家庭人人相同，不幸的家庭人人不同。」我們可以對幸福有共鳴，但每一個家庭其實都有困境，這是特有的家族格局，神聖家族終究只是寓言。社會有愛，其實就是接納缺憾自身，並能慈悲地理解如此殘缺不滿地度過生活的受苦經驗。

    　（作者為政治大學心理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