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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周刊 2011/05/11
 為何台灣的上班族年薪只有OECD國家一半?為何台灣的上班族時薪不到先進國的三分之一?不論是製造業、服務業,都是工時過長、薪水偏低。為何即使是高科技產業員工,都必須過著朝十晚一的畸形生活?找不到產業升級的新方向,台灣已經陷入嚴重的苦勞經濟!
 
【文/楊紹華】

時間是凌晨一點,張鳳茹(化名)騎上她的五十CC摩托車,二行程的引擎聲實在刺耳,但她管不了那麼多了,狠狠催動油門,急著上路。此時此刻,如同過去四年來的每一天,張鳳茹剛剛結束十五小時以上的工作,帶著一身疲憊,下班回家。

在股王宏達電桃園總部上班的她,距離住處其實並不算遠,騎車大約只要十五至二十分鐘。路程雖然不長,但她說,每天回家時路邊的住家和商店幾乎都已熄燈,人行道空空蕩蕩,路上也沒有太多車子「作伴」,「二十分鐘的路,前半段總是害怕,騎到後半段,常常忍不住感到心酸。」

「有一回,意外能在晚上十點『提早』下班,回家路上看到幾家商店的招牌還亮著燈,竟然感動地想哭。」她說。

張鳳茹今年二十六歲,她的工作是負責與國外協力廠商聯絡溝通,由於是責任制,所以上下班的時間並沒有硬性規定。「但工作很多,如果沒有在早上十點以前到公司,恐怕真的要在辦公室過夜了。」她苦笑著說,自己的生活是「朝十晚一」,早上十點上班,午夜十二點以前不可能下班。

忙碌的她,每天仍然固定吃「三餐」:

早餐?「上班路上買個三明治,到公司吃。」

午餐?「因為早餐很晚才吃,所以就省了吧!」

晚餐?「通常在便利商店買個微波食物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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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年民眾對經濟成長的「無感」,已經習以為常。這種現象反映在經濟數據上,乃是經常性收入或薪資的停滯甚或下滑,而反映在生活體驗上,則是對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擔心甚或不滿。

     當大多數民眾對經濟發展的成果沒有共同分享的感受時,必定代表這個社會正在逐漸步入財富與所得集中化的過程,而當大多數民眾對經濟分配差異擴大的感覺越來越強烈時,也必定代表民眾對社會公平正義的渴望與期待已瀕臨至最高極限。

     對政府而言,這種「無感」與「有感」的對稱特性,毋寧才是最需要關注的焦點。民眾對經濟發展的「無感」固然是一種值得注意的警訊,但民眾對分配差異的「有感」更應是一個執政者不可忽視的威脅。

     長久以來,我國的稅前與稅後所得分配皆呈現益愈不均的趨勢,前者的原因很複雜,包括經濟、產業以及社會結構與型態的改變所造成;但後者的因素則很單純,亦即租稅的重分配功能不彰所導致。

      尤其是,當稅前所得的分配越趨不均時,政府更需要加強租稅的重分配功能,其除了可以抵銷稅前所得分配的不利影響之外,還能夠進一步發揮平抑稅後所得不均的效果。

     然而,從實際稅前與稅後所得分配的比較分析可知,近年來,我國租稅的重分配效果乃在不斷地削弱與遞減中。相對於政府的社會移轉性支出,租稅的重分配功效只占十分之一不到,遠落後於社會福利救濟措施。

     在我國,不管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租稅一直都扮演著為經濟發展服務的角色,喪失了其支應政府公共支出的本體性功能,以致造成稅基侵蝕嚴重,稅收增加不易,租稅公平性益愈惡化的結果。每一個政黨剛一上台幾都誓言做租稅改革,陳水扁執政8年伊始便成立了財政改革委員會,宣稱勵精圖治,追求財政收支平衡。

     但結果卻是政府年年赤字,債務不斷攀升,租稅優惠有增無減,財政紀律瀕臨崩解邊緣。馬英九就任迄今3年亦不遑多讓,大張旗鼓地成立了賦稅改革委員會,揚言全面改革稅制,建構順應世界潮流的優質租稅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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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11/05/08 04:11

自由時報記者林曉雲/台北報導〕人人都上大學?年輕人是草莓族?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昨天呼籲政府要正視青少年的就業問題,因為十五到廿四歲的年輕人,有七十五萬人在工作,曾經有過工作者達到九十九萬人,但平均月薪不到二萬元,且部分工時超過十小時。

台少盟分析勞保的投保數據及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結果,九十八年底十五到廿四歲年輕人計有七十四萬九千多人就業,其中十五到十九歲(國中畢業到高中職畢業)有十一萬二千四百七十七人,青少年勞動參與率約為二成九。

進一步分析,有工作的青少年七成在服務業,約五十二萬四千人,其次為工業部門二成九,約廿一萬五千人。

失業率約11% 其他族群的3倍

台少盟去年下半年另針對國內各企業主進行「企業僱用青少年意願調查」。台少盟秘書長葉大華表示,青少年的失業率約十一%,是其他就業族群的三倍,而且平均的工時有偏長情形,一成四受訪企業承認青少年員工工時超過十小時,以服務業最嚴重,也有大型企業平均工時達十一小時。

工時長,收入卻未跟著增加,平均月薪不到二萬元。光啟高中夜間部二年級學生董承翰,在大圖輸出印刷廠做了二年多,週六常要加班,月薪原本一萬七千多元,但因為要上夜校,提早一小時下班,最後只拿到一萬五千多元,最近改跟單親父親做木工。他表示,賺的錢要負擔生活費,也要貼補家用。

十七歲的「榮生」住屏東,最近父親去世,他在家附近找到飲料店工作,月薪一萬七千多元,不休假一個月可賺到二萬多,他說:「不亂花,就可以讓家人也有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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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日期:2011/04/11 09:56 記者賴昭穎/台北報導

台灣貧富差距持續惡化!財政部財稅中心統計資料顯示,二○○九年所得最高的族群,平均年所得近二百八十一萬元,最底層的窮人,全年所得只有九萬九千元,兩者相差廿八倍,創歷史新高。

但實際的貧富差距狀況可能更嚴重。稅務官員說,真正的低收入戶窮到連繳稅都不需要;許多有錢人以投資股票、買賣土地房產錢滾錢,身價很驚人、繳的稅卻很少。

官員說,財稅中心的報稅資料根本秀不出這些「殘酷的真相」,「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情況難以想像。

財稅中心公布九十八年度綜所稅統計專冊,受到金融海嘯衝擊,和前一年度相比,最貧窮和富有的百分之十申報戶所得統統縮水,但所得低的受創較重,平均所得從十二點二萬減為九點九萬元、少了近兩成,高所得者從三百廿三萬減為二百八十一萬元、減幅百分之十三,所得差距也從廿六倍拉大為廿八倍。

分析國內高低所得者的收入來源,財稅中心資料顯示,中低所得者主要所得來源是「薪資所得」,以稅率百分之六的民眾為例,每戶平均薪資所得只有五十四萬元。

至於年所得淨額一千萬元以上、稅率百分之四十的民眾,收入最大宗是「股利所得」,每戶平均有一千八百卅六萬元,顯示這些有錢人靠股票錢滾錢的實力雄厚,而且賣股賺錢還不用繳稅。

有錢人的第二個收入來源是「薪資所得」,每戶平均薪資六百六十四萬元,光是薪水的零頭都比低所得者一整年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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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09  中國時報 【沈雲驄】

打投機,八萬;反國光,四十萬;廢核,難以估算。

     現在不管談到什麼產業政策,政府都會搬出可能受影響的「就業機會」。哪項產業不做,會有多少人可能丟飯碗;哪個工廠蓋了,會為國家帶來多少工作。意思是,反對這項產業,就是在害人家沒頭路,不蓋這家工廠,就會讓國家經濟不好。

     錯了。打造一個好經濟,就業機會「數量」的創造當然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是就業「品質」的提升。一個只管降低失業率數字,不看就業內容,不問就業品質國家,很難讓人民快樂健康起來。

     加拿大社會學家艾蘭.碩爾(Eran Shor)最近發表一篇研究,就當頭棒喝了此刻不管三七二十一,只顧著壓低失業率的政府。失業,這項研究發現,的確會讓一個人活得很痛苦。一來,失去收入所帶來的心理壓力,會讓他們更容易接近菸酒與藥物,二來,沒賺錢自然沒法吃得營養,身體也容易搞壞。因此,只要失業幾個月,就足以大大提高一個人壽命縮短的機率。

     薩爾也發現,並不是有了工作,一個人就會有健康、有美好生活的。他檢視過去四十年來,十五個國家、高達兩千萬人口資料後發現,不管在哪國家,其實只有那些找到好工作,待遇佳環境好的人,身心健康才會改善。有了工作,但卻收入低、老在加班、工作環境惡劣的人,照樣活得很差,平均壽命甚至比失業族還要低。

     澳洲國家大學精神健康研究中心的調查,也有相同發現:失業者,的確精神狀態比較不好,但那些有工作、就業品質卻不理想的人,精神狀態卻比失業者還要來得糟。主持調查的巴特沃說,這項發現推翻過去對於「就業機會」的理解──就業機會很重要,卻不是所有機會都能帶來身心滿足。換言之,政府們在努力創造就業機會同時,也應重視就業品質改善。否則失業率降低了,卻未必代表國家更健康,人民更快樂。

     這就是為什麼,「國際勞工組織」前些年推出一項名為「像樣的工作」(Decent Work)計畫,提醒政府們:所謂健康的經濟,不只是能創造就業與投資機會而已,而是要同時讓人民享有安全的工作環境,擁有均衡的生活──也就是一份就業品質良好的「像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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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19 旺報 【本報訊】

     民進黨表態參加總統初選的前副總統呂秀蓮和黨主席蔡英文,均以「搶救貧 窮」為政見主軸。呂秀蓮第一份說帖「向貧窮說再見」指出,台灣貧富不均的原因,主要來自失業率過高、薪資水平下降,年輕人買不起房子。她還指出,經常生活 在貧窮線下的低收入者有11萬戶,人口267千多人。低所得者占總戶數1.39%,占總人口1.16%。最值得注意的是,低所得人口正每年以1萬戶、3 萬人的速度增加,宛如社會的癌細胞。

     蔡英文的初選聲明提到「3年來,更嚴重的是失業、貧窮、財政惡化的問題,還有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而年輕人從小到大都相信,用功念書才會有前途,但大學畢業之後卻發現,年輕人的失業率達到了歷史新高。

     看來「貧窮議題」將成為明年總統大選的主軸。我們應該深入探究所謂「貧窮議題」的本質及因應方案,才能對各候選人的政治主張做出正確的判斷。我們首先從結構面探討台灣貧窮問題的起源。

     從統計數據可以了解,台灣貧窮問題惡化已超過20年,主要是產業結構調整所造成。1980年代環保意識抬頭、缺工問題嚴重,許多高汙染、 高耗能傳統產業紛紛向開發中國家移轉生產,傳統產業勞工就業機會大減。2000年後,代工型資訊產業發展也趨於成熟,在追求更高毛利率動機下,也快速轉移 生產基地,整體就業機會再度減少。可以說,是產業結構調整造成就業機會減少、失業問題惡化,因而形成貧窮問題。

     這些年來全球化浪潮下,跨國企業與「世界公民」興起,大型公司為了分散風險、增加利潤與擴大市場,紛紛實施全球分工,除了更接近當地市場 提高競爭力外,也方便與當地產業形成供應鏈,減低成本。跨國企業促成跨國就業與就業機會跨國移轉兩大現象,使發展較先進國家具備跨國工作技能的人才,就業 機會與薪資均大模成長,較低階的工作則大量移轉發展程度較低國家。經濟全球化伴隨著工作機會流失與所得差距激化兩大現象,台灣如此、美國亦然。這是全球科 技、產業經濟、政治結構轉變所造成,任何國家,除非放棄經濟成長,均不能自外此一潮流。

     從結構面向來看,台灣經濟全球化與貧窮問題惡化,並不能歸咎大陸。1990年代李登輝執政時代,主張對大陸「戒急用忍」,但為了協助台灣 經濟找出路,也提出「南向政策」,希望台灣產業向東南亞移轉。但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擊垮台灣許多南向產業,多年無法復原。最終還是比較利益因素,使多 數台灣企業寧可忍受「三不通」的不便利與高成本,仍然集中大陸投資設廠。

     再從台灣內部社會結構來看,自政府推動教育改革廣設高中大學,社會知識力提高後,低下層工作完全仰賴外勞填補,但受到較高層級教育的青年 一代,並未得到知識社會所需要的完整訓練,成為高不成、低不就的一代,社會整體就業機會減少、低下層工作乏人問津,但高教育、高技能工作職缺卻供不應求, 已成為台灣就業市場結構性問題。反應在社會生活,就是企業家與高職能人才收入大幅成長,高不成、低不就的人則落入生活貧窮線下,或靠非典型工作勉強餬口, 生活相對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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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勞工 不是免洗筷

2011-03-10  中國時報   【張家榮、藍佩嘉】

 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1/112011031000478.html

     近日兩則新聞凸顯國內派遣制度的缺失。一是國立體育大學使用派遣清潔工,派遣公司卻要求清潔工繳回薪資,勞健保與勞退金也由勞工自行負擔,導致實領薪資僅兩萬元,遠低於契約明定三萬元。另一是為蘋果代工iPad的勝華電子,一名派遣作業員輪值大夜班時猝死,家屬懷疑與超時工作有關。

     金融海嘯後,許多雇主採取彈性化生產,以因應全球市場波動,使越來越多工作被外包化、約聘化或派遣化。其中,勞動派遣的人數愈形擴大,這種「勞動力雇用權與使用權分離」的非典型勞資關係,讓勞工面對更嚴峻的就業環境。

     表面上看來,派遣勞工同時擁有「兩個老闆」,似乎擁有雙重保障,但實際上,要派公司(使用與指揮勞動者)常利用派遣公司(契約上的雇主)來迴避人情與法律責任。當勞工被解雇時,要派公司可全權交由派遣公司處理,甚至當勞資糾紛或職災事件發生時,雙方互踢皮球,「兩個老闆」變成「沒有老闆」。

     許多小型派遣公司(甚至是假人頭公司)財務經營不善,常有人去樓空、勞工求助無門的狀況。居中抽取仲介管理費的派遣公司,也可能嚴重剝削派遣勞工的勞動條件,如上述的國立體大事件。

     派遣的實際勞動條件與潛在風險經常被掩飾。比方說,要派與派遣公司會以「轉為正職」作為招募人力時的廣告說詞,我們可常在人力銀行網站看到「視工作表現轉為正職或續聘」,在簽約及面試時,求職者亦可能會被告知「先簽半年」(非「只簽半年」),以減少求職者的反彈。許多公司更將派遣定期契約與試用期合併,變相延長新進勞動力的鑑賞期,以規避資遣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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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2-09

中國時報 【何榮幸】

    農曆過年期間,遊民照例成為社會關懷焦點。然而,我們太容易把遊民歸類為游手好閒者,在辦尾牙、發紅包等善心救濟氛圍中,很少人願意花時間理解這些遊民因何而來,也因而看不清遊民背後存在的結構性貧窮問題。

     與其他社會底層弱勢族群相較,遊民無疑是最容易被歧視的一群人。如果遊民全都是好吃懶做者,這種社會歧視並不冤枉,但若不是如此,社會歧視及刻板印象只會讓遊民更難以翻身。

    從二○○七年開始關切遊民議題的「台灣當代漂泊協會」,在去年十、十一月間首度大規模訪問調查台北車站一百四十位遊民,發現下列顛覆社會刻板印象的資料:高達九成遊民原本都有工作,並非只想游手好閒;流浪期間仍然工作的遊民也高達七成,但他們過著月收入少於三千元的赤貧生活,這些勞苦終日卻無法在房價、物價飆高年代生存的工作窮人(working poor),才是遊民的大宗。

    這項調查指出,遊民的工作以打零工比例最高,其他類型則包括舉牌、出陣頭、工地粗工、清潔工、廚房雜工等。由於這些工作高度不穩定,付出的勞動與薪資根本不成比例,讓這群工作窮人不但租不起房子,還必須承受隨時被臨檢、驅趕甚至暴力攻擊的夢魘。

    當然,這項調查的樣本數仍然不足,也還沒有展開長期追蹤,難以據此論斷與遊民相關的貧窮問題。不過,這項調查呈現的若干社會趨勢,例如派遣勞工等「非典型就業」造成的「窮忙族」新窮人階級大增(青壯遊民激增即是警訊),以及政府宣稱景氣復甦卻嚴重漠視結構性貧窮人口,都已是台灣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後無法迴避的重要課題。

    如果政府持續讓派遣勞工等「非典型就業」問題惡化,可以預見,會有愈來愈多人在工作缺乏保障、付出與工資不成比例下淪為工作窮人;城市裡的工作窮人即使不想露宿街頭,也會因為付不起房租而被迫如此;這是政府無力解決就業、租屋問題所製造的大規模貧窮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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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有人訝異,路倒死亡者,身上僅剩的幾枚硬幣,嘆道連罐裝飲料都無法買。
其實,這幾枚銅板,是拿來打電話,找零工的,是真正至死都還在找著工作。

但就像賣火柴的少女冰冷身軀旁燃盡的火柴棒,一個個的零工,是無法帶來真正的燭光晚餐,只剩體力燒盡後,貧困至死的冰涼。
⋯⋯最近,一堆關心遊民的新聞。但往往也只在年節時紛,才會到如此景象。

關心,不是只有年節。真正的悲憫,請從這些日常卑微的請求開始。
⋯⋯⋯⋯停止對赤貧者的迫害---停止驅趕,停止惡意沒收,提供盥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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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11/01/27 09:45 記者袁志豪/台北報導

保全員工時長、薪水低,每天上班都要全神貫注,有上班才有薪水,即使過年輪班也沒有加薪;若不小心得罪住戶,馬上就會捲鋪蓋走人。昨天數名保全人員受訪,均奉勸「千萬不要入錯行」。

 在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大樓服務的李姓保全員指出,他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日薪七百元,做滿一個月才二萬一千元的薪水,扣掉勞、健保、每天三餐,再怎麼省吃儉用,放進口袋的錢最多只有一萬八千元左右。

他說,人員進出管制是保全工作最重要的部分,每名陌生人都必須過濾;大樓內一百廿七戶,熟記每位成員面孔是基本職責。每天工作還有公共領域的安全,避免各種災害如火災發生,巡視各項大樓設備,若有問題,要立即聯繫維修。

 工作最辛苦的部分就是不能打瞌睡或做自己的事,隨時要聚精會神;也要給住戶好印象,如果被發現擅自離崗或打混摸魚,住戶一旦向公司檢舉,下場就是被資遣。

李表示,跟住戶認識久了,還可能被拜託私人事務,譬如轉交信件給特定人;或有人帶非家庭成員的人返家,但都會被交代不能亂說話。

過年期間有上班才有錢,上班也沒有加薪,他曾向勞工局反應;對方卻表示,可向勞動檢查處檢舉。他擔心身分曝光,連餬口的工作都沒了,只好認了。

在台北市仁愛路四段住商混合大樓服務的陳姓保全員指出,大樓附近商業活動很多,他還要阻止廣告商、仲介業者或工讀生到大樓內貼放小廣告。他認為,保全業是最不能幹、最沒前途、也是最無聊的工作,「奉勸年輕人千萬別入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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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視 (2011-01-25 11:55)

由於景氣復甦,民間投資消費增加,主計處公佈去年12月份的失業率下降到4.67%,不過全年平均失業率還在5.21%,仍創下歷史次高紀錄,目前國內失業人數還有52萬人,其中還有人因為找不到工作,淪落街頭當遊民。54歲的阿寶長期失業,最後淪落街頭當遊民,不求工作內容,只求有口飯吃,像阿寶和阿春這樣的個案還很多,因為主計處公佈去年12月失業率下降到4.67%,不過國內還有52萬個失業人口,全年來計算,99年平均失業率5.21%,僅次於98年的5.85%,創下歷史次高紀錄,而且薪資水準還低於海嘯前的水準。

就算有工作的

上班族,薪水也是薄得可憐,如何讓薪資水準跟得上經濟成長,政府恐怕還得再加把勁。

引用自: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10125/41450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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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16  工商時報  【記者于國欽/台北報導】

      行政院主計處甫完成的調查顯示,去年底賦閒在家、等待服役等「其他非勞動力」人數逼近百萬人,近6年大幅增加5成,是否有愈來愈多長期找不到工作的失業者隱藏於此,主計處正在密切注意中。

     主計處官員表示,「非勞動力」和「失業者」都沒有工作,但失業者有找工作,非勞動力沒有找工作的動作,在失業調查時,這兩個族群確實有些灰色地帶,就像高飛球與全壘打,有時只在一線之間。

     為釐清非勞動力裡究竟隱藏了多少失業人口,主計處在調查非勞動力時,特別把非勞動力者分為5類,其中之一就是「想工作而不找工作」,一般通稱這類的非勞動力為隱藏性失業者。

     依據主計處統計,去年下半年「想工作而不找工作」者跌破16萬人,不但比金融海嘯時低,也創下民國90年以來最低,但這代表隱藏於非勞動力的失業人口真的大幅減少了嗎?恐怕未必,因為5類非勞動力中的「其他」這一項人數驟升,由94年下半年的64萬人升至99年下半年的98萬人,5年間大幅成長53%。 主計處官員表示,「其他」這類非勞動力包括賦閒在家、等待服役、接受職訓、傷病、準備就業考試

     這類非勞動力增幅這麼大顯示賦閒在家人確實是增加了,至於賦閒在家是因為找不到工作而賦閒在家?或是因為近年軍公教人員提前於60歲前退休而賦閒在家?須進一步了解。

     主計處官員指出,賦閒在家的人口,確實會有隱藏性失業人口在其中,賦閒者與想工作而不找工作者這兩類非勞動力,同樣像高飛球與全壘打,有時只在一線之間。

     統計顯示,5類非勞動力中近5年來「料理家務者」、「求學升學者」及「想工作而未工作者」這3類呈現下滑,高齡者受高齡化影響成長12%,獨有「其他」大幅成長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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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時報    A2/法人看市           2010/12/18

【時報】
  
      近年台灣經濟成長的果實難以為眾人分享,這已不是新聞,但令人驚訝的是,根據行政院主計處日前完成的人力運用調查報告,如今台灣每月收入不到2萬元的「有酬就業者」已高達138萬人,比金融海嘯前多出了24萬人。這些民眾的所得水準與基本工資相差無幾,一人生活,已屬艱辛,若要養家,更是談何容易。
 
  事實上,今天台灣每月收入不及2萬元者還不止這138萬人。因為上述的138萬人只是就業者中「有酬就業者」的部分,而就業者除了包括僱主、受僱者、自營作業者這三類「有酬就業者」外,還有為數可觀的「無酬家屬工作者」,估計台灣目前無酬家屬這類就業者,仍有 60萬人。
 
  當前台灣月收入不到2萬元的就業人口到底有多少?除了138萬個「有酬就業者」之外,得再加上近60萬個「無酬家屬工作者」,因為他們在家幫忙,沒有拿任何薪水,莫說2萬元,也許父母只給幾千元的零用錢而已。兩者加總後可以發現,如今台灣月收入不及2萬元的就業人口,已將近200萬人之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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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10/12/20 04:11

自由時報記者鄭琪芳/台北報導〕國內工作貧窮問題(Working poor)日漸惡化。行政院主計處調查,今年月收入不到三萬元的受僱者有三五九.七萬人,占總受僱者約四成五,其中更有一○三.八萬人月收入不到兩萬元,已經連續兩年突破百萬人,窮忙族愈來愈多。

占總受僱者約四成五

主計處說明,受僱者主要工作收入包含薪資、加班費、佣金、獎金及小費等經常性收入,今年全國受僱者約八○六.六萬人,平均每月收入三萬四四三一元,雖較去年略增六八八元,但低於二○○七及二○○八年,仍未回到金融海嘯前的水準。

 按收入級距分析,今年月收入不到一萬五千元有二十八.一萬人,月收入一萬五千元以上、不到兩萬元有七十五.七萬人,合計月收入不到兩萬元有一○三.八萬人,遠高於二○○八年的八十四.三萬人。

至於月收入兩萬以上、不到兩萬五千元則有一二二萬人,兩萬五千元以上、不到三萬元有一三三.九萬人,總計月收入三萬元以下有三五九.七萬人,不僅高於金融海嘯前的水準,且占總受僱者的四十四.六%;換句話說,國內將近一半上班族,月收入不到三萬元。

 百萬人月賺不到兩萬

主計處指出,今年月收入較低的受僱者,雖較去年景氣谷底時減少,但仍較前年增加,除了景氣影響之外,也與就業型態改變有關,近年來「非典型就業」(臨時工、部分工時及派遣工作)愈來愈多,今年以七十二.三萬人續創新高,由於非典型就業收入不如全職工作,工作貧窮問題日益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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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藍佩嘉  出處:天下雜誌 461期 2010/11

當新貧階級被流放城市邊緣,當貧窮線丈量不出「不完全就業」的掙扎心酸,「看不見的窮人」與「工作就能脫貧」,成為現代社會中,令人心驚的諷刺。

 

《我在底層的生活:當專欄作家化身為女服務生》是最近翻譯出版的一本書。

這本書的作者,芭芭拉.艾倫瑞克,生物學博士出身,但成為洞察社會生態的專欄作家。她在五十七歲那年,離開書房與中產階級住宅,以「臥底」的方式,在美國三個不同的州,擔任女服務生、清潔女傭、收銀員各一個月,從而完成了這本讀來心酸又有趣的紀實作品。

現代版的何不食肉糜

她在一九九八年進行的這項調查,與當時美國的政策脈絡有關。第二任的柯林頓政府,廢除了許多福利措施,包括支持單親母親的現金補助,取而代之的是「以工代賑」的計劃,強調「有做才有得」的工作倫理。然而,有了工作就能脫離貧窮嗎?還是,有些人其實愈工作愈窮?這是芭芭拉進入底層工作想要探索的問題。

在美國,我們經常會在市中心看到一些簡陋破敗的汽車旅館。這些旅館不是給人停車休息,也沒有觀光客想要落腳,而是許多底層勞動者的租屋所在。芭芭拉也住在這樣的地方,有的房間沒有窗戶,有的甚至門鎖壞了。其實,這些破旅館的房價並不便宜,一週也要美金兩百多,一個月算起來不見得比租公寓便宜。那麼,為什麼這些勞工要住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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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曾薏蘋/台北報導】

窮人越來越多!內政部統計,今年第三季低收入戶有十一萬零五十五戶,低收入戶人數二十六萬七千七百一十七人,分別比去年增加近一萬戶與二萬多人,皆創下歷史新高,澎湖縣低收入戶佔總戶數五.二八%,比例全台最高。內政部社會司長黃碧霞表示,修法效應及審查門檻放寬為主要原因。

     黃碧霞強調,為了進一步擴大低收入戶的適用範圍,今年起放寬家庭不動產限額的審查門檻,將台灣省及高雄市實施多年,依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評定價格計算的低收入戶不動產限額由每戶二百六十萬元,調整至三百萬元,台北市也從五百萬元調整為五百五十萬元,全面擴大照顧範圍。

     內政部統計顯示,今年第三季低收入戶有十一萬零五十五戶,占總戶數一.三九%,低收入戶人數二十六萬七千七百一十七人,占總人數的一.一六%。

     低收入戶戶數最多前三名是台北市一萬七千多戶,台北縣一萬四千多戶,高雄市一萬多戶,不過這與各縣市總戶數多寡有關,台北縣市、高雄市原本人口及戶數就比較多,因此窮人也會比較多,但若總戶數比例來說,並非前三名。

     對於低收入戶增加原因,黃碧霞表示,自然增加、修法效應以及放寬審查家庭不動產的門檻限額等因素,其中以修法效應及審查門檻放寬為主要原因。黃碧霞說,社會救助法賦予地方主管機關裁量權限,因此,如其他情形特殊,未履行扶養義務,以致申請人生活陷於困境,只要經地方主管機關訪視評估,都可認定不列入應計算人口,讓民眾較易獲得法定補助。

 辛苦討生活▲內政部近日完成調查,今年第三季低收入戶11萬零55戶,人數26萬7717人,皆創下歷史新高,戶數比去年增多近1萬戶,人數增加2萬多人。圖為民眾辛苦地將收集的資源回收物送到回收場,換取微薄收入。(本報資料照片/陳麒全攝)  

辛苦討生活▲內政部近日完成調查,今年第三季低收入戶11萬零55戶,人數26萬7717人,皆創下歷史新高,戶數比去年增多近1萬戶,人數增加2萬多人。圖為民眾辛苦地將收集的資源回收物送到回收場,換取微薄收入。(本報資料照片/陳麒全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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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10/11/04 14:58 陳薇如

立法院初審通過社會救助修正草案,將貧窮線放寬,從原來的9829元提升為10244元,照這樣的計算方式,窮人變多了,未來受到社會救助法補助的民眾,將增加60萬人。

 

陳太太:「因為我家老二有嚴重憂鬱症,他沒有辦法上班。」

陳太太拿著公文仔細研究,到底符不符合「貧窮線」的標準,3個孩子,一個剛退伍工作不穩定,一個兒子患有重度憂鬱症,全家只靠她一人打零工討生活,常常連房租都繳不出來。

陳太太:「眼睛一睜開,就要找朋友借錢了,說實在進人家家門,人家就把家門關起來,不會理你。」

光付房租,就是一筆大開銷,更別算柴米油鹽醬醋茶,「社會救助法」修正草案通過,貧窮線將從9829,提升為10244元,未來將多60萬人受惠;不過每個縣市貧窮線標準各有不同,以家住台北市的陳太太家為例,1個月打零工,勉強掙個2到3萬,得養活一家5口,確實已經符合貧窮線標準。

新制通過後,中低收入戶也納入補助範圍,可享健保減半,子女學雜費全免,低收入戶,每人每年生活補助34000元,也不用繳交健保費、學雜費,貧窮線放寬,「窮人」變多了,85萬人受新制照顧,最快明年就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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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0-09-17
  • 中國時報
  • 【楊索】
  •  

         台灣貧富差距逐年擴大,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戶數倍增,但是,並未列為「低收入戶」的實際貧窮人口數,政府部門並無嚴謹統計,唯有在社會悲劇發生時,才顯露冰山一角。

         最近,發生在嘉義縣的黃小妹事件,就是典型例子。住家離學校遙遠的黃小妹,每日依靠腳踏車上學,這輛車遭竊。父親不捨她遙迢往返,竟然去偷車給女兒,結果遭失主逮著、人贓俱獲,父女倆人被送至派出所。

         這件竊案,就如義大利導演維多.里歐所拍攝的經典電影《單車失竊記》,差別是,電影背景是描述二次戰後的工人,為生活所迫行竊。如今,堪稱富裕社會的台灣也有相似情景。一者虛擬、一者為真,同樣折射出社會底層的一面。

         黃小妹事件經由媒體披露後,引發迴響。各地善心人士,紛紛捐款解囊,也有人親赴黃家,表達各種協助之意。在此事上,媒體充分發揮對弱勢族群的關懷,值得肯定。不過,在後續反應上,大眾及公部門對待窮人的態度及作法,卻有商榷之處,值得進一步討論。

         舉例說,有對夫妻到黃小妹就讀學校,表示要捐助三年學雜費,並對校方說:「他們住的地方,連我家的狗窩都比不上。」這句嘆息,由校方轉述,見諸媒體,從當事人的角度看,會產生何種感受?

         以黃小妹的例子看,當她的住家環境、家庭生活毫無隱藏地暴露在社會大眾眼前,對一個處在青春期、具有敏感心靈的女孩,她的內心波動可想而知。

         另外,嘉義縣政府與校方協調,幫忙兩兄妹住校的可能性。對於一個貧窮家庭而言,家庭成員彼此之間的緊密關係,經常是一種共同面對困境的力量。公部門欲安排住校的想法,會不會有反效果,並且使兄妹倆人在同儕間更標籤化、孤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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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0-09-17
  • 中國時報
  • 【本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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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馬總統強力催生下,今年四月間《產業創新條例》迅速完成立法,企業營所稅率由二五%降為十七%;同樣是馬總統的政見,救助弱勢的《社會救助法》修正案,二年半來沒有進展,在朝野立委重砲批評行政院獨厚財團、不關心弱勢之下,行政院院會終於通過《社會救助法》修正案,放寬貧窮線的定義,讓更多窮人可以獲得救助。

         日前嘉義縣發生單車失竊記,背後是一個貧困家庭的故事。就讀高職的黃妹妹一家四口住在墳墓邊貨櫃屋裡,完全仰賴母親以資源回收賺取生活費。黃家生活如此窮苦,卻不符合低收入戶申請資格。年近九十歲老阿嬤張林蜂每天在台北車站附近賣口香糖,生意差時賺不到五十元,老阿嬤生活陷入困境,也不符合低收入戶申請資格。

         社會上許多類似的貧困家庭,被排除在《社會救助法》之外,還有許多窮人根本不知道如何申請這些補助,成為被忽視的一群。現行《社會救助法》規定,窮人要取得低收入戶資格,必須符合二個條件,一是全家每人每月收入在最低生活費標準以下,二是家庭財產未超過主管機關公告之一定金額者。由於貧窮線的定義過於僵化,導致貧窮人口占總人口數比率長期在一%左右,與社會現實嚴重脫節,監察院在今年一月對行政院、內政部等提出糾正。

         究竟《社會救助法》中貧窮線所定義的窮人與現實的落差有多大?監察院糾正文指出,台灣的家庭平均收入低於現行貧窮線之人口比率,相較於納入社會救助體系的比率,兩者差距甚大。以台灣省與台北縣為例,家庭平均收入低於最低生活費的戶數比率高達廿%,但官方版貧窮率(家戶)只有一.三%,顯示貧窮線的修訂非常迫切。

         面對這項巨大的落差,行政院院會昨日通過放寬貧窮線,這項修訂主要參考歐盟的標準,最低生活費定義由前一年人均消費支出的六○%,改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的六○%」;此外,新法首次將中低收入戶明訂入法,補助全民健保與子女教育學雜費等。內政部估計,這次修法將可以涵蓋卅一萬二千戶(八十五萬二千人),占全國人口三.六八%,新增預算約四十三億元。

         值得注意的是,若貧窮線定義採用歐盟的標準,學者推估台灣落入貧窮線的人口將由原先一%左右增至十二%,將增加逾百萬人,但內政部這次公布的低收入新增受惠者只有二萬一千戶(五萬二千人),兩者差距非常大,未來可能有許多人符合貧窮線的門檻,卻因其他條件審查不符而被排除在外,對於這些再度被排除在外而失望民眾,第一線社工人員必須審慎輔導。

         其次,依行政院規畫,新法最快後年才能實施,對照於今年上半年《產業創新條例》迅速完成立法,兩者的立法進度有如天壤之別,窮人只好再耐心等一等。然而,新法通過後,即使更多的弱勢者取得低收入戶的資格,獲得各項生活津貼、就醫、就學的補助,但給錢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各項生活補助也只是救急,真正能協助他們脫貧的是新工作機會,因此後續職業訓練與工作媒合最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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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立報【記者李宜霖台北報導】

    遊民行動聯盟曾參與2010年五一勞動節遊行,表達遊民作為底層勞動者處境,也聲援其他勞工團體,遊民議題需要不同勞工團體站在一起,弱勢相挺。

    中華電信工會理事長朱傳炳表示,電信工會過去從未體會遊民真實處境,未教育員工,工會將大力支持遊民攝影展相關活動,一同攜手去污名化。

    派遣下的勞動處境

    朱傳炳認為,無論藍綠,台灣政治分配所有一切,但卻無合適的勞工政策,這是勞工的悲哀;資本全球化後,廉價的勞工移走到世界各地,原本台灣就業市場充足,但政府官員說台灣勞工不願吃苦,慢慢引進外勞,之後更學習日本經濟泡沫化下的人力派遣,勞工如果沒被雇主進用為正職,就會被人力公司仲介,人力公司如菜蟲,剝削勞工的薪資,賣勞力的人獲得很低的報酬。

    朱傳炳認為,政府縱容人力派遣公司,獲取暴利,仍容許這樣不公平的社會現象,這一切是因為仲介公司背後有政治實力撐腰。他說,台灣派遣工跟外勞政策,使得台灣的勞動條件逐年往下降,加上土地、房屋什麼都漲,只有薪資不漲,甚至往下降,老闆只會推諉台灣勞動市場是自由市場,因此可以比價。

    勞工的受薪階級分白領、藍領,有著階級分化,遊民是更底層。薪水付不起房租、付不起伙食,最基本的生活條件都無法負擔。朱傳炳認為,遊民有其尊嚴,只是大環境下,政府沒有福利、勞工政策、工作機會,沒有關注遊民權益,官員只會用「找麻煩」的心態來處理。

    給補助看藍綠

    朱傳炳提到,掌握資源的勞委會或社會局,對幫助遊民、底層的社會團體,有政治考量,如果是國民黨執政,偏藍的社團申請補助容易,假借合法的程序,私相授受;政治信仰不同,政府就會推三阻四,只思考對選舉有無幫助,只為未來的總統、縣市長選舉等做考量。

    他談到,工會過去曾為失業勞工走上街頭,希望政府有安全網,讓失業逐年降低,顧到勞工飯碗,但勞工在政治版塊沾不上邊,勞工只有在選舉被當成投票工具,選後不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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